“徐悲鸿是美盲”，张大千不是第一流的艺术家——这些批评的声音也富有启发性。

艺术界似乎盛产“歌颂家”，而少有特立独行的“批评家”。尤其是艺术品拍卖市场大行其道，“歌德派”文章更成为市场推手之一。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研究所教授何怀硕，却从不想当“歌颂的大多数”，而是坚持犀利的批评。何怀硕的着作《大师的心灵》独具见解，他的理想是“使读者不要走偏了路，认错了大师”。

多年来，张大千是拍卖场上的宠儿。何怀硕在《大师的心灵》中只选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林风眠、傅抱石、李可染为八大家，独不选张大千。何怀硕从来没有认定张大千是近代中国第一流画家，但是近二三十年来张大千声誉日隆，两岸及海内外评论家、收藏家及艺术市场等行家都认为张是第一流画家，甚至是第一流中的顶尖一位。

在《大师的心灵》中，何怀硕这样阐述自己的理由：张大千虽然在中国传统绘画古今技法的掌握上是第一等的能手，但在时代精神与个人无可取代的独创性上都没有代表性。因为他是复古派，他的优点与魅力大半是取自前人。所以，张大千是极优秀的画师，却不是第一流的艺术家。何怀硕说：“张大千是传统的画师，今之古人；他笔下汇集了古人最甜美的笔墨，以制作视觉上最圆熟优雅的图画，他是装饰画的巨匠，但只是古书画‘集锦’式的匠家；他摹仿古人即使几可乱真，但没有开创新路的抱负；而他个人长期自外于民族的苦难，做一个享受锦衣玉食的高蹈逸士，他的艺术便不能为时代与人生做见证；他的趣味、美感、巧艺都承袭自前人，他的艺术中没有他自己鲜活独特的人格。至于晚年的泼彩，一方面是西方新潮抽象画粗浅的移用，另一方面他还脱不了传统山水的格局。从他泼墨泼彩的画面上免不了以楼阁亭台、水草、崖石等来收拾残局，可知他并没有经营新形式的企图与能耐。他还只是复古派的大匠。他在中国社会赢得这样崇高的声誉，正反映了中国社会对艺术真正的价值认识不充分的积弊。”

即使是《大师的心灵》所选中的八大家，对其缺点，何怀硕也直言不讳。齐白石的成就更容易为大众认可吧？何怀硕却这样评价：“齐白石似乎与历史变迁中的大时代不发生关联。他五十岁的时候，辛亥革命已经成功。在他往后近半个世纪的生涯中，他的艺术中没有反映这个变迁的时代，也似乎没有抒发出对这个变迁的时代，有与过去不同的思想感情，更没有对于中国艺术已经在酝酿现代化的变革，有所思省。毫无疑问，这正显示了齐白石艺术中的局限。林风眠、徐悲鸿等现代化先驱对齐白石的推崇，却不曾引起他艺术思想革新的自觉。”同理，何怀硕也指出黄宾虹的不足：“黄宾虹的画，在题材与境界上比较陈旧，内容与情感上也不大能显示出时代的精神，这是他的画最大的缺失。”

我采访过吴冠中，吴先生是极有个性的画家，晚年曾言“徐悲鸿是美盲”。何怀硕则以为：“徐悲鸿在艺术上最大之弱点，来自他的性格。因为过于入世，便带功利之色彩；过于热衷政治，造成他的艺术缺乏深致，流于刻露。徐悲鸿的作品，多有寓意，有寄托，而过于显露，便不含蓄；说教与宣扬思想之心过切，便流于粗浅；政治意识过于浓厚，便近于传达。这是徐氏之画最大之缺憾。”在艺术界，徐氏流风所及似已绵绵不绝，难怪吴冠中要作惊世之语。

收藏界不少人认为李可染的书画晚年达到高峰。何怀硕认为那是因袭传统所谓“人书俱老”的成见之故，坚信李可染的艺术高峰在中壮年。何怀硕还注意到许多人忽略的一面：“文革”之前，内地没有艺术品买卖，很多作品以中小尺寸为多。作品注重优劣，不在大小。李可染“文革”前那些为他获得历史地位的佳作，几乎都是普通尺寸，甚至以四尺三开为多。“文革”之后，艺术市场开始活跃。收藏家与拍卖公司以平方尺计价，求画与买画者都喜欢大幅，所以李可染晚年作品歌颂大好河山及应收藏家所请的画才有六尺、八尺及大屏风的作品。许多人认为晚年李可染画大气磅礴，所以李的高峰在晚年。其实只是尺寸大，身价高，无关实质。如此看来，“歌颂家”盛行确是事出有因。

针对当下华人艺术界盛行的拍马吹捧之风，何怀硕有感而发：“中国社会对自己民族的艺术天才不能有正确的认识，实在很可悲。许多庸俗、粗浅、错误的观念与眼界，习惯性的风尚与陈腔滥调造成多数人看不清真正有创造性的艺术成就，对传统有继承，对未来有开拓性的贡献，将来在历史上有崇高地位的大画家是哪些人。因为我自己是画家，所以我要提出我的见解，留下我的证言。当然，我的评断要交付历史去裁决，我对我的见解有绝大的信心。”见惯了陈腔滥调的“歌德派”文章，再来读读何先生那要交付历史去裁决的评断，真有空谷足音之感。你未必需要完全同意他的见解，但或许也会从他的分析中得到有益的启发。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