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艺高超的她在评价自己的作品的时候认为她是“画家中的画家”，杜马斯经常会用女性、儿童或者婴儿作为她的作品的对象，女性之美与艺术则是她的作品中永恒的主题。

Marlene Dumas（马琳·杜马斯）953年生于南非开普敦非，现居住荷兰阿姆斯特丹

批评家认为，她将色情的愉悦与概念主义批判相结合。

她于1998年被国际关注，在2000年参加上海双年展后被国人熟知，并且被认为可能会开拓水墨画人物的新方向，目前有许多国内画家受到她的影响。

马琳·杜玛斯（Marlene Dumas）通常被称为“精神表现主义者 ”，她的含有性隐喻的绘画暗示了现实世界的精神混乱。她笔下的人物多是女人、儿童和有色人种，他们美丽、柔弱。

但是对于这些容易受伤的弱势人群，杜玛斯的作品不提供观众任何安慰，她破坏了图像最根本的叙事、交流功能，剥光了精神安慰中最美好的外衣，因而挑起了困惑和恐惧。

杜马斯画风趋向于强烈的表现主义精神，常被称为“睿智的表现派艺术家”。她通常使用粗重的线条、简洁的笔法、几近原色的红、橙、蓝，以及对比强烈的黑与白描绘人物的面孔和厚重的人体姿态，而且画得很薄、极少修饰，打破所有观念的禁忌，模糊了再现与抽象、油画与素描之间的界线。

　Genetic Longing1984

Het Kwaad is Banaal（evil is banal）　1984

描绘的是艺术家自己，她反坐在椅子上，手扶椅背，眼睛中闪烁着异样的光芒，橘红色与橘黄色描绘的打卷的头发就像伯纳德（Bonnard）的含羞草，薄涂的色彩掩不住的底色为头发织出的闪光晕轮，制造出一种冷冷的、异样的质感。黑色与黄色系的对比、布局与用笔，表达出她作为南非白人女孩的尴尬感受与对种族歧视的厌恶。

Lovers1984

The Baby 1985 130 x 110 cm

这是一幅迫近视角的肖像画，画面只有眼睛和嘴唇显示出性别特征，其他部分完全浸没在大片浓重而深沉的红色系中，既象征了女性性别，也象征着激情、本能、暴力、流血。

Jule – the Woman 1985 125 x 105 cm

杜马斯曾说：“英国画家霍华德·霍奇金（Howard Hodgkin）强调，红色或黑色被认为是能收到戏剧性和强烈效果的颜色，而粉红色代表了温柔和虚弱。也许霍奇金夸大了这种观点，但我发觉这很有趣，在日常生活中，把黑色和褐色或绿色和蓝色放在一起，常常被认为是缺少美的品位，这是基于歌德的色彩理论，而我的作品一直都被认为是缺少唯美的。”

The Face of the Painter　1987

The Teacher（Sub a）1987

　Losing（Her Meaning）1988

Waiting（for Meaning）1988

Double Bind　1993

杜马斯不仅追求画面色彩的浓重与单纯，还强调尽量减少细节的简洁描绘，以尽可能少的用笔，描绘出生动的人物形象，用直观的方式表现人物心理和精神状态的不平衡。

用一种并无美感的颜色描绘初生的婴儿，用褪色的调子、薄涂的色彩、粗野的姿态和流畅的线条，营造出画面语境。进一步来讲，观者在画中可以发现杜马斯以其新锐的感觉，向人们预告，人类原初的梦想和处境走到今天是怎样地趋向枯萎与颓败。

杜马斯描绘了一排赤裸着身体的男孩，他们惶恐又躁动地站立在光秃秃的背景下，画面上的色彩斑驳迷离，人物细节尽失，犹如曝光不足的照片，背景平面化处理是摄影上的对景深的故意缺失方法的运用，强化了排列的人体在画面中的令人不安、苍白压抑的躁动，撼动着观者的眼与心。

这组画她充分运用了水彩的晕染、流淌、飞白等特性与技巧制造出特殊画面效果，描绘出一系列安静的、梦幻般因爱而受伤的人物形象。同时，她还采用多个头像并置的方法，给人以视觉冲击，从而把一个头像的内涵，扩大至十倍、二十倍，弥漫其间的伤感也增强了十倍、二十倍。

作为最著名的当代女权主义艺术家，杜马斯不是简单地描画生活，而是将绘画作为自己研究历史的方式，仔细考虑后从各种源头来选择，成为她心中想象的材料。她经常用女性、儿童或者婴儿、有色人种及性欲的场景作为描绘对象。

杜马斯以她强烈而简洁的色彩语言、独特而真实的视觉角度向观者描述着她对现实社会、对社会中人的看法。当观者面对她那看似漫不经心、粗犷奔放的画作，在受到心灵震动，为她对绘画这门艺术语言，展现出的高超技巧所钦佩的同时，也必然为她对当今社会的深层问题与人对内心精神的挖掘之准与深所折服，而这一切正是她的作品魅力之根源所在。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