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摄影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位于纽约下东区的新空间于6月23日揭幕。新空间的揭幕展由首位驻馆策展人(Curator-in-Residence)夏洛特·考顿(Charlotte Cotton)策划。国际摄影中心的执行总监马克·卢贝尔(Mark Lubell)认为，主题为“公众、隐私与秘密”(Public， Private， Secret)的展览“展示了新空间的未来方向，以及ICP作为一个机构如何和当下紧密相关”。

▲ 纽约国际摄影中心新空间外观

“这个空间非常吸引人，”夏洛特·考顿强调道。在接受《艺术新闻/中文版》采访时，她亦不得不起身阻止想要进馆一探究竟的街边行人。坐落在新博物馆(New Museum)对面，同样毫无遮挡的玻璃外墙显然吸引了游人的眼光。

玻璃外墙以内，是占据了新空间三分之一面积的活动空间。较大的临街空间也是ICP选择将这里买下，作为永久展览空间的重要原因。除了容纳摄影书店、咖啡厅以外，卢贝尔说，这个空间的存在是为了“举办活动，和观众有一个双向的交流”，同时，“艺术家、摄影师也可以自由地进入，即使是喝一杯咖啡，也让他们觉得是这里的一部分”。

▲ 纽约国际摄影中心新空间内部照片

实际上，这里出现的所有人都成为了展览的一部分。在活动空间的后方，巨大的屏幕上闪烁着由人们的实际影像重组成的像素图像，实际影像则来自安放在大楼前方和遍布展览空间的8个摄像头。这个由艺术家大卫·莱恩弗尔德(David Reinfurt)为展览定制的《钟表》(Clock)作品，让人反思个人身份(self-identity)与公众形象(public visibility)之间的关系。

对这种关系的探讨也出现在第一个展厅当中。步入展厅，观众会首先看到自己在镜子中的身影。考顿说，这是为了让观众体会到人们“在公众场所中的表演本质”。而互联网上人们的行为似乎为这个话题提供了很好的注脚。在这个展厅中，4位当代艺术家都用从互联网上截取的视频表达了自己批判性的态度。像娜塔莉·布克钦(Natalie Bookchin)的“证言”(Testament)就呈现了一系列摘自互联网的视频日记，日记中每个人谈论着失业、同性恋、精神药理学等话题，在艺术家的编辑下视频中的人们时而和声，时而独自喁语；而马丁·西蒙斯(Martine Syms)则用一系列30秒的短“课程”将对黑人身份的探讨置入到歧视性的媒体映像当中。

▲ 娜塔莉·布克钦“证言”系列《我的床》(My Meds)，2009年 ？ Natalie Bookchin

进入第二个展厅，展览的探讨方式变得更加开放。在“名人文化”、“监控与抵抗”、“身体裸露”等主题下，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和亨利·卡帝尔·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等艺术家的经典摄影作品与扎克·布拉斯(Zach Blas)、特雷弗·裴格林(Trevor Peglin)等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以一种松散的方式并置在展厅四面的墙上。

▲ 辛迪·舍曼《无题》(Untitled)，1979年  Cindy Sherman， courtesy the artist and Metro Pictures

从影像诞生之日起，人们就开始利用影像获取名望，展示身体和欲望，不过直到最近，具有记录功能的影像才开始为大规模的监控服务，而反映这类主题的新媒体及装置作品也出现在展览中。比如，在扎克·布拉斯的作品——《脸部武器化系统》(Facial Weaponization Suite： Fag Face Mask)中，脸部识别系统被用作检查同性恋身份，人们必须戴着“反识别面具”才能抵抗。

展厅中心的作品则体现了摄影作为不同种族和性取向人们自我表达媒介的作用。索杰纳·特鲁斯(Sojourner Truth)的黑白影像让人想起她为废除奴隶制和女权运动出售照片筹款的经历；废奴活动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的形象在艺术家维克·穆尼兹(Vik Muniz)的重塑下显得更加深刻。

▲ 维克·穆尼兹“墨迹照片”系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万神殿》，染料漂涂式照片，60 x 45 英寸，2000年  Vik Muniz

穿插在第二个展厅中的7个呈现实时社交媒体影像的装置给展览带来了趣味和新鲜感。与“网红”、社交媒体暴力的受害者、隐私、名人等关键词相关的画面被过滤出来并实时呈现。策展人马克·古奈姆(Mark Ghuneim)说：“过去的策展方法都是策展人看在过去曾经出现过的作品，然后挑选出来挂在墙上，而这些装置中的图像是实时创造出来的，就像我们放了一面镜子一样。我们不需要十几二十年让一帧画面变得重要，它已经变得重要了，在此时时刻。”

▲ “Mossless 4”系列摄影，左：Lisa Lindvay《团结一致》(Hold Together)，右：伊莎多拉·科索夫斯基(Isadora Kosofsky)《维妮与大卫》(Vinny and David)，“Mossless 4”系列中的摄影师通过肖像的形式探索了我们公共与私人自我之间的关系。

这种与当下的关联性正是ICP所希望的。摄影本身作为新技术出现，但随着技术的发展，摄影作为媒介本身也受到了冲击——Instagram的月度用户已经超过了5亿，Snapchat用户每天在应用上观看的短视频有100亿。在被问到如何吸引年轻一代的观众时，卢贝尔认为，还没有机构对社交媒体所带来的影响进行深入的讨论，而这正是ICP的机会。

由摄影记者康奈尔·卡帕(Connell Capa)在1974年创立的ICP起初以对纪实摄影的推动而出名。不过发展到今天，ICP的着眼点已经不再局限于摄影，而是整个的“视觉文化”。在新空间的首展中，馆藏摄影作品只占展品的35%，是ICP超过13.5万件馆藏中的沧海一粟。

▲ ICP最初于1974年由康奈尔·卡帕创建，以保证“受关注的摄影作品”遗产受到有效保护

“从藏品中挑出很多历史上的重要作品是很容易的，但我拒绝了，” 考顿说：“我不希望时间是静止的(只有那些作品)，而且我们不能孤立地去探讨摄影，而是需要把它们置于视觉文化的背景之下。”

对于卢贝尔来说，这样的选择确乎是一种冒险。新馆能否按照预期迎来较多的年轻观众？切入时下的展览会获得怎样的评价？“很难在博物馆世界发现的一样东西就是风险，博物馆人通常倾向于保守，”他说，“不过我不担心失败。”(撰文、采访/潘雨希)

编辑：隋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