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英国金融时报网18日报道，纽约秋季拍卖市场，中国瓷器表现亮眼，不少主要布局在古代书画或皇家御制题材的藏家开始开注瓷器门类。

中国瓷器，俨然成为今秋纽约亚洲周的一面旗帜。

由苏富比和佳士得两大国际拍卖行主打的多场艺术品拍卖会已在9月份下旬落幕，从整体趋于平稳的市场表现来看，为数不多的亮点均来自瓷器：其中，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委托瓷器专场，虽无激烈竞价场面，却也云集了多位全球知名古董商，线下拍卖收获100%成交的“白手套”佳绩；另一件来自日本临宇山人珍藏的“油滴天目”南宋建盏，则以1170万美元单价被中国藏家收入囊中，大幅打破2011年创下的110.5万英镑的建盏拍卖世界纪录，继今年4月份在香港一件2亿港元成交的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之后，再度提振高古瓷器市场行情。

中国瓷器在中国藏家合力托举的大盘里，有如蓝筹股，更与其他门类中国艺术品一道，在2016上半年的拍卖市场斩获了23亿美元，高居世界第一，并占据超过３成的份额——全球拍卖公司在2016上半年共售出25.2万件艺术品，总成交65.3亿美元。

基于中国瓷器在2016年前３季度的亮眼成绩，不少原先重心布局在古代书画或皇家御制题材的中国艺术品藏家及投资者，开始增加对原本并不熟知的瓷器门类的关注，对他们而言，有一个问题或许比鉴定真伪还要棘手：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中国瓷器——既没有类似《宣和画谱》、《石渠宝笈》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这样登记在册的索引，更无法比拟现当代艺术品创作、收藏的清晰序列——究竟有多少件？

个人以为，基于瓷器门类的复杂属性，对其分布及规模的评估，仍是一道无解题。

首先，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完全统计，在全世界47个国家、200多家博物馆的藏品里，有中国文物164万余件。这些文物大多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百余年间从中国流向海外，瓷器在其中所占比例无从知晓。况且，这一数字尚未包括对民间私人收藏以及近年盗掘走私文物的统计。其次，考虑到中国瓷器在从唐朝至清朝的漫长历史里，所具备的贸易流通属性——这一明显区别于其他门类中国艺术品的特定角色，也增加了今人对海外藏中国瓷器全面统计的难度。

从唐朝开始，邢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釉下彩瓷等品类为代表的中国瓷器，在近１３００年前，就已透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航线两大通道，源源不断地出口至西亚北非及东南亚、南亚诸国，换回香料与珠宝。至宋朝，更多窑口的瓷器被列入出口名单，如定窑白瓷、龙泉窑青瓷、磁州窑白地黑花瓷等。中国瓷器在唐宋对外贸易顺差中的地位，堪比丝绸与茶叶，更促使了同时期阿拉伯帝国陶瓷璀璨工艺的诞生。

但是，唐宋时期出口的陶瓷主要是普通生活类器皿，留存至今的也多为残片，近现代考古在伊朗、埃及等近20个国家的多处遗址均有发现，如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仓库就发现超过10000件瓷片。当然，也有印尼“黑石号”沉船这样的特例，共打捞出67000件品相完整的唐代瓷器。

除了外销，中国瓷器在唐宋时期也通过其他特殊途径流传到邻国。以日本为例，从奈良时代、平安时代直至镰仓时代，大批使节、僧侣、商人的来访，除了对唐宋文化的全面移植，也将瓷器、乐器、茶籽等实物携回东瀛。

拍出1170万美元天价的“油滴天目”南宋建盏（即建窑出产的黑瓷茶碗），就是其时中日交流的历史见证。而在其品质之上，日本留存至今的数件建盏里，最顶级的当属４件“国宝级”非卖品，分别藏于东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大阪藤田美术馆、京都大德寺龙光院的３件曜变天目建盏，和曾为丰臣秀吉家族所有、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的１件油滴天目建盏——这４件国宝建盏里，又以静嘉堂文库美术馆所藏的品相最为完美，其流经德川家族、稻叶家族和岩崎家族等名门望族世代呵护，方保存至今。

到了元朝，高岭土的应用让景德镇迎来制瓷工艺的巨大突破，比唐宋高古瓷器更为洁白致密的青花瓷烧制成功——这款在接下５００年里风靡全世界的商品，开启了中外贸易史的另一座高峰。

元朝、明朝及清早期的中国瓷器，在青花瓷之外，还陆续研发出五彩瓷、粉彩瓷、斗彩瓷及单色釉瓷等全新品种，不断巩固其出口的垄断地位。这一时期流向海外的瓷器，主要是通过商贸渠道，并以定制外销瓷最为流行。

比如从晚明时期开始供应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的外销瓷（也叫克拉克瓷），会根据欧洲客户的喜好改进花草纹样与人物图案，并绘制家族徽章或军队徽章等专属标记。甚至部分新研发的釉色品种，也不排除是为出口贸易服务的创新，如康熙晚期（18世纪初期）烧制成功的粉彩瓷，其柔和的色泽和曲线的纹饰，恰恰满足欧洲当时开始流行的洛可可风格。

再之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难以计数的文物珍宝流失海外，众多欧美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开始有机会猎藏那些来自中国宫廷的罕见御用瓷器。罄竹难书，不再一一枚举。

从此，1300年前就开启海外之旅的中国瓷器，开始在全新的游戏规则下，继承、拍卖、私洽、捐赠、慈善，在不同渠道间流转，历经千百年风云变迁。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