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穿墙而过》是阿布拉莫维奇最勇敢作品
0条评论 2016-11-07 10:09:43 来源:界面 翻译:徐成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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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读到她因工作经受了漫长的穷困生活之后,你几乎能够原谅随着她的新地位而来的一些出格行为。同样使得我们心肠变软的,是了解到她有多么孤独。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14岁时,父亲送她去上塞尔维亚艺术家Filo Filipović的绘画课。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相遇。Filipović将一些画布摆在房间的地板上,早熟的阿布拉莫维奇把这个房间称为她的工作室。Filipović在画布上撒上胶水、沙子,以及红的、黄的、黑的颜料。最后,他将汽油倾倒在上面,点燃火柴,然后等待那不可避免的结果。轰的一声。“这是日落,” 他对她说完便转身离开了。

这项绘画“实验”对阿布拉莫维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她在她那私密的、古怪而迷人的回忆录《穿墙而过(Walk Through Walls)》中写道:“它教会了我过程远比结果重要。”艺术可以由任何东西创造,甚至无中生有。在那之后,阿布拉莫维奇继续画了一段时间的画,不然她无法从艺术学校毕业。但这并没有持续多久,然后她就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表现载体。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因艺术而受难的活化身?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因艺术而受难的活化身?

1973年,阿布拉莫维奇27岁,她在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上做了一个名为《韵律10(Rhythm 10)》的行为艺术作品,在这个作品中,她用20把不同的短刀在五指空隙之间尽可能迅速地刺下去。当她完成整个作品时,她手下的白纸已经沾满鲜血。同时她的身体在抽搐,不是因为疼痛,而是因为“电流”。在那个变形般的瞬间,“所有观众和我合为一体,同一个有机体,我变成了一个我自己也不认识的玛丽娜。”

40多年过去,阿布拉莫维奇如今成了世界最著名的行为艺术家,她太熟悉这个玛丽娜了。那么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在她的回忆录中,她告诉美国代笔作家James Kaplan,存在着三个玛丽娜。第一个是“战士”:勇敢,坚定,坚强。第二个是“灵媒”:可以看见亡者,笃信禁食与沉默,喜欢向萨满咨询。至于第三个,这是一个小玛丽娜,“觉得自己做的所有事都是错的,觉得自己肥胖、丑陋,不被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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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中,阿布拉莫维奇努力使第三个玛丽娜远离公众视野。当热切的顺从的人群聚集(有时如此轻率)而来观看她的挑衅,这需要她保持一定的强硬和控制力。但在《穿墙而过》中,她越过了这一切。效果很有揭露性。在回忆录的字里行间,她的斯多葛主义与她的自恋较量,并将后者打趴在地。突然间,对她行为的怀疑都消失殆尽了。

阿布拉莫维奇成长于布尔格来德的一栋巨大的摆满书籍的公寓里,大得足以装下开头提到的小孩工作室。不同于大多数家庭,她的家庭并未受到共产主义南斯拉夫的贫困之苦。在战争中,她的父母与铁托的拥护者一起战斗。当战斗结束,她的父母在党内担任了重要职位。要是他们拥有特权,他们也还是会过得很不幸福。他们互相厌恶,阿布拉莫维奇的母亲热衷于控制和暴力,即便女儿24岁了,依然要求她晚上10点前回家。直到阿布拉莫维奇去布尔格莱德的艺术学校上学以及她的早期婚姻,才开始从这样的生活中逃离。但她母亲的掌控是难以摆脱的。最终,阿布拉莫维奇的叛逆采取了更加极端的形式。有一次,她用300罐棕色鞋油涂抹在她卧室与工作室的墙上和窗上,她的母亲打开门开始尖叫,从此再也没有踏入过。

1975年,一切都变了,阿布拉莫维奇遇见了德国出生的艺术家Ulay,接下来的12年他们一起工作和生活。他们一起买了辆二手的雪弗兰警用货车,过起了漂泊不定的生活,在一切可以表演的地方表演他们的艺术。一场名为《Imponderabilia》(1977)的早期表演,他们两人赤身裸体相对着站立在波伦亚美术馆入口处,只留给过路人很狭窄的过道(真可怜)。他们两人的关系很亲密,但Ulay生性风流,阿布拉莫维奇勉强适应,甚至不情愿地参与进了一场三人关系中。这一切的终结是1988年的行为艺术作品《爱人(The Lovers)》,他们分别从中国长城的两头走向对方,直到相遇并互道再见。附带说一句,这时候Ulay让他的中文翻译怀上了孩子。

重获单身的阿布拉莫维奇,职业身涯开始起飞。在1997年的威尼斯艺术博览会上,她因作品《巴尔干巴洛克(Balkan Baroque)》获得了金狮奖,在这个作品中,阿布拉莫维奇在擦洗奶牛骨头的同时演唱着南斯拉夫贫民歌曲。

当了解到她因工作经受了漫长的穷困生活之后,你几乎能够原谅随着她的新地位而来的一些出格行为:将饮用水装满房间;在60岁生日派对上,用含有自己泪珠的鸡尾酒宴请客人;与Lady Gaga的“工作室”。

同样使得我们心肠变软的,是了解到她有多么孤独。当然,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自我选择的状态,而且是必不可少的状态。她决心只为她的艺术创作活着,这导致了她的三次流产。她于2010年在纽约现代美术馆中花费了736小时创作了《艺术家在场(The Artist Is Present)》——她的孤独隔绝就像空气一样必需。但当她回顾第二段婚姻(与意大利艺术家Paolo Canevari)的终结时,她承认那种恐惧感。她说,一个60岁的女人,跟一个40岁的男人,面对孤独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尽管工作是一种慰藉,但即使艺术也不能延缓一个不断收缩的未来。她付出了什么代价才说出这些话,甚至还把它们印在书里?我猜,有很多。

编辑: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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