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古印度西北部作为中亚地区通往印度的走廊地带，一直是许多游牧民族迁徙、征战及建立王朝统治的必争之地，由此也带来不同民族、文化及信仰的交融，这使得西北印度的艺术活动从公元1世纪到13世纪呈现出活跃的局面，产生了具有希腊罗马传统的犍陀罗（Gandhara）风格，以及承其渊源发展而来的斯瓦特（Swat）风格和克什米尔（Kashmir）风格等。

斯瓦特河谷沿兴都库什山印度河的支流，旧时位于犍陀罗地区北部，相当于今巴基斯坦西北部及阿富汗东部地区。有人说，天堂掉落了一角，落到地上便是斯瓦特；也有人说，斯瓦特就是《山海经》中提到的“沃之野”和“都广之野”，是“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百兽相与群居”的人间仙境。这一块得天独厚的美丽土地，自古便是佛教圣地。在梵文中，斯瓦特被称作Udyana（Uddiyana），意为花园，汉译乌苌、乌仗那、邬坚等等。《摩诃范季本生经》就提到斯瓦特河谷有一个Uddiyana县，那里出产的羊毛毯非常著名。

斯瓦特河谷岩刻大佛，高7.1米，开凿于公元7世纪，2007年被毁

据记载，斯瓦特是印度晚期密教——金刚乘的发祥地，在印度晚期密教中声名显赫的因陀罗部底大师就是此国的国王，并传为金刚乘的创始人，8世纪来到西藏传法的莲花生大师就是他的儿子。

莲花生大师是藏传佛教最杰出的人物之一，这位来自乌仗那的大师于公元8世纪将佛教由斯瓦特传入西藏。斯瓦特地区成为了佛教传统的圣地，众多朝圣者相继前往。中国古代高僧法显、惠生、玄奘、慧超及使节宋云、王玄策等都曾来到这里朝圣，西藏的邬坚巴·仁钦贝等许多大师也长途跋涉到斯瓦特朝拜，同时，斯瓦特的高僧大德和使臣也络绎不绝地前往中国传教。那些西行求法的僧人为我们留下了详细的文字记录。法显记载那里“佛法甚盛”“凡有五百僧伽蓝，皆小乘学”；宋云和惠生到乌仗那时，那里已是大乘佛教的中心，他们在那里巡礼了龙王寺、陀罗寺等多处圣迹，在佛陀投身饲饿虎的遗迹处建立佛塔，回国时，还携回了170部佛经，均为大乘妙典；玄奘到乌仗那时，所见情景与法显时已有不同：“夹苏婆伐窣堵河（今斯瓦特河），旧有一千四百伽蓝，多已荒芜。昔僧徒一万八千，今渐减少，并学大乘，寂定为业”，还详细记述了众多佛教圣迹，如忍辱仙遗迹、如来足迹、摩诃伐那伽蓝、上军王窣堵坡等等。

11世纪初，伊斯兰的入侵使斯瓦特这个活跃的佛教艺术中心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辉煌了许多世纪的佛教从此消亡，只剩下若干遗迹供后人凭吊。图为布特格拉3号遗址中三个保存较为完整的小窣堵坡。

由于斯瓦特与西藏地区的频繁往来，斯瓦特造像源源不断地被带进西藏。自元至清，随着大量西藏僧人入贡和朝觐，西藏的一些斯瓦特佛像又被作为贡品带进京城的皇宫内院。

释迦牟尼佛，斯瓦特，8至9世纪，高15.7厘米，清宫旧藏

6世纪之前，斯瓦特地区的佛教造像主要受犍陀罗艺术的影响。犍陀罗地区因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的入侵而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佛教随后不久也传入此地区，两种文化的影响在1世纪至5世纪的犍陀罗艺术上得到体现，尤其是石雕艺术造就了佛像艺术史上希腊罗马式美学的经典。5世纪中叶，犍陀罗地区的佛教中心在嚈哒人入侵时遭到破坏。

佛陀，犍陀罗，印度国家博物馆藏品

犍陀罗之后，由于笈多王朝控制了该地区，造像核心地点从犍陀罗转移到斯瓦特，佛教继续在斯瓦特地区繁荣发展。笈多王朝时期，斯瓦特河谷的金铜佛造像仍然延续犍陀罗艺术风格，自6世纪起，开始向独立的艺术形式发展，造像既吸收了犍陀罗、笈多艺术风格，又与中亚艺术结合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斯瓦特风格。这一时期的斯瓦特造像已经不满足于犍陀罗艺术那种单纯的叙述和写实手法，开始追求装饰效果，造像变得更庄严，更具宗教神秘性。其造像在工艺技术上出现了新的发展，例如错金银镶嵌眉间白毫和双眼等，这种地域风格一直持续繁荣至10世纪，与后来的喀什米尔风格接近，并且对中国西藏西部地区造像具有深远影响。

释迦牟尼佛，斯瓦特，7世纪，高24.4厘米，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斯瓦特造像大多采用铜铸、所用铜质皆为掺锌的黄铜。一般是整体铸造，无分铸焊接现象。铸完后进行抛光处理，看上去圆润锃亮。不鎏金。佛像的脸较长，鼻子较高，其五官、四肢、衣纹等都有自然写实、符合运动规律的特征。衣褶甚多，胸部以下呈不均匀U形分布，整体给人衣质厚实之感。度量经在此时期出现，两眼中间的白毫是三十二相中的重要一相，因此常见眼睛与白毫嵌银，但这种工艺在喀什米尔造像中更突出一些。

释迦牟尼佛，斯瓦特，8世纪，鲁宾艺术博物馆藏

在私人收藏中，将于华艺国际2016秋拍《静观——历代造像专场》中推出的一尊7至8世纪释迦牟尼像，可以称得上是斯瓦特造像艺术成熟时期的巅峰之作，堪称国家级博物馆的藏品。

7/8世纪 铜释迦牟尼（错银错红铜）

H：19.5cm

藏文题记：庄严的，精美的！

来源：

1.台湾辽楼居旧藏；

2.五觉斋旧藏。

出版：

1.《西藏佛教艺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第26-27页，图1-14；

2.《藏族文物》，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31页；

3.《盛放莲花——历代佛教造像撷珍》，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68-69页；

4.《海外回流西藏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24-27页，亦为封面作品；

5.《佛韵——造像艺术集粹》，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70-73页。

展览：

1.“海外回流西藏文物精粹展”，西藏博物馆，2012年7月25日至9月25日；

2.“佛韵——造像艺术集粹”，首都博物馆，2013年11月8日至11月28日。

这尊释迦牟尼像以合金铜铸造，眼睛与白毫错银，嘴唇错红铜，发髻染绀蓝色，面部有残留的泥金痕迹。此像的铸造工艺十分精湛，遵循的是7至8世纪时斯瓦特地区业已定型的传统。佛陀面庞丰满，鼻梁宽厚，神态安详平和。在斯瓦特河谷地区的早期造像中，标志性的姿势是保持双手在身体旁侧。释尊左手握持衣角，施授记印；右手施与愿印，象征佛顺应众生祈求所作的印相，表示能满足众生愿望，给予众生快乐。

佛陀身着通肩袈裟，袈裟的褶皱细密均匀，线条流畅写实，表现出炉火纯青的技艺。衣袍所体现出的厚重感，仍依稀可见犍陀罗造像艺术的特征。像背也塑造得一丝不苟，覆搭左肩的衣物边缘用精心刻划的衣褶来表现。过去应有单独铸造的背光，由像背上部的榫头固定。

佛陀结跏趺坐于高台上，台座为双狮垂帘式，造型生动，狮子的鬃毛与佛陀的发髻类似，有如一个个凸起的小圆饼。垂帘由早期的垂搭式简化成了一个方形的糅合了波斯元素的挂毯，方框内刻有藏文“bzang mdzes”，意为“庄严的，精美的”。由此可见，此尊释迦牟尼像曾经于西藏供奉。

在金铜佛造像底座或背龛上阴刻藏文铭文，是11世纪左右古格王朝对来自斯瓦特或克什米尔地区的金铜佛进行鉴别或标明所属的一种流行做法，但铭文并不是金铜像本身的名称。因此，该题记可能是若干世纪后在西藏加上去的，而且雕塑的面部和上身用泥金敷过，这种做法也是西藏传统的供奉仪轨。须弥座下为仰覆莲花座，尖尖的莲瓣是斯瓦特造像典型的艺术表现形式，但与常规的斯瓦特莲座不同，此像莲瓣下有长方形底座，既加强了莲座的稳定性，又增加了佛像的庄严肃穆之感。

比较西藏保存乌尔里希·冯·施罗德公布的几件雕塑，特别是出自斯瓦特、现藏于布达拉宫的释迦牟尼佛像，为此像的断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释迦牟尼佛像，斯瓦特，7至8世纪，高22.3厘米，布达拉宫藏

莲座两侧极具犍陀罗特色的波浪鬃毛长尾狮子巧妙地成为负座狮，但却无后期座狮受到的压迫感，如同温顺的对犬，双狮中央是一块竖起的糅合了波斯元素的花边挂毯。斯瓦特（Swat）的这尊年代在8世纪前后的释迦牟尼造像，表现出非凡的人间温情：佛陀蕴涵了犍陀罗元素合度完美的身体比例，体现出一种摄人魂魄的宁静安详的力量；向外展开、轻据袈裟一角的双手与微微垂下的悲悯而又被错银工艺弱化情绪的眼神、涌动着血液的触手可掬的肌肤与流水般写实、充满节奏感的通肩袈裟衣纹共同创造并强化了释迦牟尼如同一位循循善诱的可以信赖的父辈，我们不妨将造像莲座垂幔上铭文“善美！”赞叹理解为古格人看到这尊释迦像时惊艳的欢呼。

谢继胜  首都师范大学汉藏佛教美术研究所

释迦牟尼像整体结构比例和谐，造型古朴典雅，具有鲜明的斯瓦特佛造像特征。在斯瓦特同类造像中，此尊释迦牟尼像是目前私人收藏中仅见的一尊，更为难得的是，该像历经一千多年的供奉流传至今，相比类似的博物馆藏品，其完好程度与精美程度更胜一筹，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广州华艺国际拍卖2016秋季拍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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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广州华艺国际拍卖

编辑：隋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