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8日，《沙龙沙龙 1972年—1982年以北京为视角的现代美术》在中间美术馆开幕，《沙龙沙龙》（简称）是策展人卢迎华、刘鼎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它所包含的意识和逻辑如何持续在工作中产生回响”一次更为深入全面的研究、实践。此次展览，策展人选择了1972—1982十年间特殊的历史时空及其所发生的事件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资料的“重新发现”来陈述一个即被我们熟知但又容易被忽略的几个转折点，最终从人性角度来梳理和叙述文革后期坐标式的艺术家活动，一方面是从文艺工作者到艺术家身份、标签的回归，另一方面通过对人性的呼唤来重新完成向现代主义的转换，及通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互换。1  
大约十多年前，每个周六都会骑自行车在太原的南宫旧货市场转悠，记得曾在一个旧货堆里看到过一本私人手绘画本，绘本并不是什么名人的作品，上面写着作画于1957年，画风透露出一定程度的“业余”感，但朴实认真的气质却让人至今难忘，画者在其中记录了日常所见的山山水水：色彩丰富、四季分明、饱含热情，从画面来看几乎难以和想象中的那个即将大跃进的50年代联系起来。事实上，在50年代末期日趋紧张的环境中，艺术工作者对形式的探索，对个体和人性的挖掘，已经逐渐偏离主流的方向。
 
1958年大跃进几乎是一道分水岭，随着政治气候的不断干预和控制使艺术家的创作逐渐沦为意识形态的工具，艺术方向也在“百花争鸣、百花齐放”之后迅速转向成为对单一价值的集体式认同，直至文革美术的彻底发生。这段特殊的时期在后来成为80年代中国现代艺术浪潮的基础，促使艺术家（此次展览从体制内艺术家、体制外艺术家两种角度出发）突破种种禁忌，尤其是文革后期“伤痕美术”“乡土美术”等流派的渐起、艺术家对西方现代艺术和哲学的求索，以及当时全国各地的艺术小组（大多体现出暂时性特征）的陆续出现。

 
关于艺术与人性关系的讨论不仅随之应运而生，并且很快成为80年代伴随“存在主义”等哲学思潮研究实践的基础，正如艺术批评家家邹跃进所说“80年代改革开放最重要的特点是西方文化，随着国内讨论的问题的变化而不断被介绍进来，成为80年代活跃思想、讨论各种问题的资源。从早期对‘人道主义’的探讨，到中期‘文化热’‘方法热’的兴起都是如此。”2与此对应的是，“普遍人性论早在1942年成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中所批判的对象，所以凡与‘现代主义’相关的东西，在中国80年代这段时期都潜在地具有政治含义。”3
 
1972年林彪坠机、尼克松破冰访华、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受邀拍摄纪录片《中国》等一系列事件表明，随着政治的松动，禁锢已久的思想发生着微妙转变，“70、71还在学语录，学老三篇，到了72开始学马列了，什么反杜林论，左派幼稚病，共产党宣言，甚至开始读天书般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大家不再背诵老三篇了。语录的前言是林彪写的，所以小红书也淡出了历史舞台。”经历过文革时期的人如是说。而随着自由思想的渗入，人性和理性已经重新回归。策展人卢迎华在《短暂的合流》中说到“到了‘文革’中后期，特别是1972年之后，北京的美术活动逐渐活跃起来。根据国务院指示，美术家陆续回京，美术知青也陆续返城。”  
自由是人性的基础，更是理性的土壤，高名潞在80年代说到“对自我意识的赞颂是对人类自由的追求，有了自由意志，人才能成为理性的存在。”4邹跃进则认为“可以为中国80年代现代主义艺术的观念变革过程理出一条大致的逻辑线索，即人道主义——普遍人性论——文化人类学。也就是说从个人的生存处境出发，再扩大到生命的普遍意义。” “现代艺术运动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种新的文化，实际上也就是‘现代文化’；而这种文化的核心，是‘人’的价值，也即充满政治意义的‘自由’。”5由此可见，在整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人”渐渐成为社会的主角，成为文化的中心，现代艺术运动在历史的颠簸中最终要通过“人”作为媒介去展现它的另一面。
 

沙龙沙龙
1972-1982年以北京为视角
的现代美术实践侧影
中间美术馆，北京
展期至2017年05月07日

编辑：丁晓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