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双年展是如何解决难民危机的？一种新民族主义的抬头？至少在过去的几次迭代的威尼斯双年展，其国家馆固有的民族主义定位似乎很荒谬。对于本届威尼斯双年展，尤其是国家馆部分来说，其包含的作品与项目立体又丰富地表现了以西方为主，及西方影响下的世界其它地域政治形态与所面临的政治问题。

1992年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垮台和混乱的解体后，一批艺术家来到这里试图去共同创造一个乌托邦式的存在国家。这个叫NSK的国家的性质一部分是艺术项目，另一部分则是政治声明，以此来重现思考什么是现代全球化国家。而在2015年，艺术家Vincent Meessen探索了一种新的全球合作，他邀请了十几个国际艺术家前往比利时国家馆，以表达对他国家曾经殖民历史的抗议，同时也抗议绿色花园的国家选择程序，这个程序使得比利时在1907年成为第一个“某种特定的国家馆”出现于威尼斯双年展上。现在，25年后，这个NSK已然在本届威尼斯双年展上创立了一个国家馆，并向任何想要成为NSK公民的人发放护照。

它标志着今年双年展的一个趋势——这个艺术事件很显然地被各种国家政治所划分成不同区域。在NSK签发护照无视国界的同时，突尼斯馆也选择避开传统的艺术展览，去创造了一个发行“freesas文件”的国家馆——这暗示了在这个田园诗般的世界里，“人类可以自由地从一个国家流动到下一个”。这两场国家馆展览都是对于欧洲无尽的难民危机和民粹主义抬头的回应，在强大权力的控制下，国家馆们也在开始逐步对难民或那些试图逃离自己国家的人们负责。

智利馆

NSK馆为本次双年展85个国家馆提供了一个特别明显的榜样，这些国家馆都代表了一个确定领土的国家、边界和法律。而NSK的公民是全球性的，它的边界是不存在的，它没有竞争，或依赖任何其他国家。“NSK不与空间竞争，所以它可以重新思考什么是归属感，以及归属感意味着什么”，该馆策展人Zdenka Badovinac和Charles Esche说，“这是一个可以自由呼吸而不用担心窒息的国家。”如今已有15000的公民在世界各地持有NSK护照。

有趣的是，领取护照的过程是“痛苦的”——一旦进入NSK馆，游客将通过一系列卡夫卡式的障碍，他们要进入一个黑暗的帷幕中找到一个位于房间顶部的倾斜地板，而收集护照的桌子就在上面的平台上，那些希望拿到护照的人们不得不一次次地用一个小蹦床来跳起来拿到护照。

突尼斯则是在其非传统的国家馆带来了“路径的缺失”项目。这由Lina Lazaar发起，展馆允许审核失败的移民以旅游签证的形式从各地来威尼斯。在军械库和其他两个附近的凉亭，移民分发“Freesas”——一种“假签证”或“环球旅行文件”，参与者用他们的拇指印激活。所有接受Freesa的人都代表他有移民身份。这喻示着某个时间点上，我们的祖先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无限制的国界。这是重商主义的政治经济观的某种切片。当然，这并不表示我们都必须是一样的，只是我们的相似性大于差异性，并且我们确实应该这样。

突尼斯馆策展人Lina Lazaar认为，Freesas项目背后的驱动力是“突出荒谬的全球系统”。一个国家馆是很难被取缔的。自突尼斯1958年首次进驻威尼斯双年展以来，从突尼斯政府获得相关许可的项目一直是一个斗争，前往意大利的签证同样是个难题。

化的黄金时代从开始到现在似乎已经接近初始峰值。对于门外砾石遍地的美国馆，Mark Bradford将其命名为“明天又是新的一天，”逐渐掉落的油漆依附在帕拉第奥建筑的大厅。而Bradford曾表示，他不打算将美国馆用作代表他的国家或任何普遍经验下的非裔美国人，事实上，不把这座美国馆看作是奥巴马时代的“亡镇”是不可能的。

虽然美国馆反映或至少存在于一个越来越民族主义、孤立主义与美国极权政府的背景下，Bradford的国家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喻示着美国前进的某个轨迹点。这位长期使用不同材料进行创作的艺术家，在过去一直帮助一家旨在改造犯人提供手工工艺品和在服务业就业培训的基金组织。

而韩国馆在另一方面则是将民族自豪感和文化公开演示，并会对双年展以外的语境产生巨大影响。这个国家馆在提问：“个人的故事是如何与国家历史相关？我们又怎么理解韩国这个属于世界其它地域的语境，并以此揭露某种未来？

韩国文化的标志是由炽热的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这种相互作用是Cody Choi与Wan Lee创作的核心的观念，Cody Choi在上世纪90年代取得卓越成就，而Wan Lee则比他小了近20岁。策展人Lee Daehyung的“平衡：石头与山”喻示着此时的个人主义正受到着西方的影响，领导人政策向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转变，与一块石头同等重量的碳酸饮料一起，作为韩国文化的代表。

Lee表现一个韩国家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雕塑（为了更好的明天，2017）是由塑料制成的而不是青铜，并坐落在一个假大理石基座上。但家庭成员的脸被掏空，代表着要提醒韩国人在服务全球化与经济增长的同时不要失去其身份的核心。这是一个奇特的民族主义形式，如果韩国总体可以出口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不反对别的国家与社会，与他人交流，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一个单一的、全球化的实体，失业的工人与那些叙利亚移民不会有太大不同。

如果你把双年展看作为一个整体和我们当前全球格局中的一个政治景观，它提供了关于国家和个人身份的不同观点，艺术和文化应该被视为一种手段，表达了一个基本的人类特征。最直接相关的是个人性的社会群体，而不是对目的本身进行比较。如果我们接受这一观点，威尼斯双年展的游客Freesas计划可能会比它目前这样有效的多。而在今年的双年展的另一个“灰色地带”则是Olafur Eliasson的“绿光计划”，他在中央馆设立了一个完全由难民组成的工作室，在其中，这些难民制作的绿色灯管一个卖250欧元，艺术家同时提供免费的语言课程及辅导教育课程等。

Eliasson描述绿光计划为一个“欢迎那些已经逃离自己国家苦难和不稳定的人们”的行动。然而，在这个威尼斯双年展的大背景下，它成为了另一个现场展览——游客们可以在登机前观看拍照，而他们真实的护照和签证都在手中——这一切似乎都在发问与消解：艺术？政治？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