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颈手枷示众的笛福，艾尔·克罗，1862年，索尔福德美术博物馆藏

1703年7月29日正午，英国小说之父丹尼尔·笛福戴着一副叫颈手枷的刑具，站在伦敦闹市临时搭起的高台上。

盛况空前。

红衣卫队荷枪实弹，不断驱赶着人群。聚拢的人却越来越多，他们都是笛福的同情者，有的人给他敬酒、有的人为他欢呼、有的人向他献吻、还有一个大块头男子用一根竹竿挑着一束鲜花送到了他面前，当然，更多的人在齐声诵读着笛福新近发表的长诗《枷刑颂》——

连法律都学会了看风使舵、卑躬屈膝，

往日的功绩成了今天的罪孽；

时势不同，行为的评判也变幻不定，

此一时的罪恶本是彼一时的功勋……

应该说，这是一种为广场英雄度身定做的氛围。将受刑转换成殉道和布道，或许就差一句掷地有声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了。

但枷中人的脸上却分明写着痛苦、疲惫和无助。如果说16年后成书的《鲁滨逊漂流记》，诠释了人类的自信、乐观和勇敢，那么此时该书作者的神情，完全是一个取反的版本。

“伺候”笛福的刑具，在对人身心的虐待和折磨上，足以荣膺斯图亚特王朝科技进步特等奖：一副高过人肩的架子，架子上支着一块枷板，枷板上镂出三个洞，三个洞分别锁住了笛福的脑袋和双手。感同身受，笛福一定想用手指蘸着唾沫在街头的尘土上写下三个字：惨！惨！惨！可是他做不到，因为他承受的是一种叫颈手枷的高级刑具，他的脑袋离手那么近，却指挥不了任何一只手。这一幕街头演出，将持续三天。

这是笛福必须偿付的代价，谁叫他管不住自己的嘴（笔）呢？

事情得从前一年，也就是1702年的12月1日说起。那一天，时评专栏作家笛福出版了政论集《惩治不从国教者的捷径》。书中，作者用极端保守极端顽固的国教派人士的口吻，为托利党建言献策，提出了惩治不从国教者（国教会以外的新教信众，主要是清教徒）的办法，包括没收财产、严禁入仕、限制人身自由，最严厉的甚至可以处以极刑。

此书甫一面世，可谓亲者痛仇者快。怎么说呢？笛福本身就是个非国教的长老会信徒，前任国王威廉三世和辉格党的拥护者。站在他对立面的，正是刚刚废止实施14年的“宽容法”的安妮女王和通过了“防止间或服从国教法”的托利党。

好在一个月后，随着阅读的深入，人们回过神来：原来这是一本正话反说的讽刺小品，作者真实的主张恰是维护信仰自由，进而维护其他新教教派的政治经济权利。

于是，愤怒者转怒为喜，喜笑颜开者笑不出来了。尤其对于托利党人而言，笛福阴阳怪气、拐弯抹角的语气，更是对自己人格和智商的双重侮辱。于是重拳出击。

1703年初，国务秘书那庭干伯爵颁布逮捕令。笛福闻风躲藏。

在躲避搜捕时，笛福用他那生花妙笔给那庭干写信：我错了，请原谅。如果我实在罪不可赦，恳求以绅士之法对待我，别让我受枷刑之类的惩罚，千万别！

为了回应笛福，那庭干加大了搜捕力度。终于在东躲西藏五个月后，笛福归案。为了进一步回应笛福，法庭在7月初宣判，对笛福施以枷刑。

高级黑笛福迎来了属于他的高级刑具。在等待受刑游街的那一段时间里，笛福创作了那首他受刑那天围观群众诵读的《枷刑颂》。

艾尔·克罗的这幅《戴颈手枷示众的笛福》忠实还原了笛福这场“一报还一报”的劫难，画中的他令人怜悯。艾尔·克罗这种不遮不掩、充分展示名人不堪一面的创作姿态，显然是受了他老师保罗·德拉罗什的影响。德拉罗什笔下的拿破仑就是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与大卫笔下的拿破仑截然不同。

保罗·德拉罗什，拿破仑翻越阿尔卑斯山

消极浪漫主义者，他们的想象力在表现人类负面情绪时显得特别发达。艾尔·克罗的作品1862年在英国皇家学院展出时，《艺术学报》的评论如是说：故事直奔主题，笛福的形象因真实而栩栩如生。

当然，受刑时的笛福想象不到160年后自己在艾尔·克罗笔下的尊容，他甚至想象不到自己因何而得救。

笛福枷刑示众以后，因无钱交付罚款，仍被关在狱中。1703年9月，“披着托利党外衣的辉格党人”、下议院议长罗伯特·哈利向财政大臣葛德芬建议：秘密以女王的名义送笛福一笔钱，供他交纳罚款。11月，笛福获释。从此，笛福成了哈利的“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并为英格兰吞并苏格兰立下汗马功劳。

不知道这算不算笛福的改过自新，反正在1703年，笛福的姓是改过了，他原来姓福——虽然纵观他一生，很难说是个有福之人。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