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芬奇密码》、《爱丽丝漫游仙境》、《共产党宣言》，《动物农场》、《小王子》、《汤姆索亚历险记》、格林兄弟童话集，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什么?

都曾经在某些地方被禁过。在德国卡塞尔市中心弗里德里希广场，这些经典著作以各种语言各种版本出现，被塑料纸包着，悬挂在巨型钢架上，以近十万本的浩海数字搭建出一座“帕特农神庙”。

这件大型装置作品出自1983年。阿根廷艺术家玛塔·米努欣（Marta Minujín）在祖国军事独裁政权崩溃之后，用成千上万本曾被查禁的图书搭建起“帕特农神庙”，代表人们对自由与人性的信仰。展览后，参观者可自由取走想读的书，读完再归还。如今，这件作品重现，又与新的现实背景巧妙契合。

卡塞尔位于德国中部，常年阴冷多雨，人口仅25万，被旅游杂志形容为“黑森州的西伯利亚”。1933年，纳粹党在这里烧毁了2000多本图书，因为它们都是“非德国精神”的产品。几年后，在广场旁的弗里德里希图书馆，从天而降的空袭炮弹又毁掉35万册图书。

二战结束，德国卷入“冷战”。艺术家想通过艺术手段来重塑东德和西德的文化认同，修补裂痕，于是有了1955年第一届卡塞尔文献展。在当时，这不过是西欧现代艺术领域内的小规模展览，半个世纪里，五年一次的文献展逐渐成为讨论全球当代文化、政治和社会议题的重要场所，成为与威尼斯双年展、巴西圣保罗双年展并列的世界三大艺术展。

当“帕特农神庙之书”以引人瞩目的姿态重新登场，也标志着第14届卡塞尔文献展的开幕。

“帕特农神庙之书”，2017年重现版。装置旁边是弗里德里希美术馆

搭建中的“帕特农神庙之书”

观众在“帕特农神庙之书”现场

正视希腊危机

2017年的文献展首次把展场设置在两个城市，雅典与卡塞尔。艺术总监亚当·希姆奇克(Adam Szymczyk)和策展团队想把根植于德国小城的传统，移植到近几年社会局势相当混乱的友邻。主题“以雅典为鉴”，既是以史为鉴，也是以现实的另一面为鉴。

关注政治，是卡塞尔文献展60多年来的传统。这次雅典客场的出现，让人们深刻反思，雅典是西方政治文明的发源地，如今为何身处危机？

一边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另一边则是欧元区最边缘的成员希腊。在这样的背景下，雅典展区于今年四月率先开放，约160位艺术家围绕着医疗健康、社会安全、难民与移民、公共债务等现实问题，构想将来世界的可能性。“帕特农神庙之书”的创作者在雅典分展场做了个行为艺术，名字就叫“用橄榄和艺术帮希腊还债”。

希腊和德国两国总统在卡塞尔文献展雅典站开幕式上

在雅典与卡塞尔两地，同一批艺术家在163天展期奉献了规模相似的展览。这些展览散落在城市的美术馆、广场、公园、街道、电影院、剧场、旧火车站站台、旧邮局大楼，甚至广播频道里。

观众可以在最重要的弗里德里希美术馆花费半天时间，仔细了解希腊1960年之后的当代艺术发展脉络，其中有许多作品反映出欧洲战后的民主进程，以及多年的军事专政。

已故艺术家Vlassis Caniaris是希腊战后艺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在1974年的两件装置作品“跳房子”和“共存”陈列在展厅进门最醒目的位置，六套穿过的旧衣服被套在人形架上摆出各种站立或者蹲坐的姿势，他们守着几只行李箱，地面上粉笔画出儿童游戏“跳房子”，方格里不是数字，而是德语单词：西德工人体育协会、迷失方向、领事馆，意在指向劳工移民政策。

“跳房子”和“共存”，Vlassis Caniaris，1974

出生于1976年的伊斯坦布尔艺术家K?ken Ergun创作于2005年的双频影像作品“我，一名士兵”，七分钟里大段同时播放着在土耳其某次国家阅兵仪式上两个不同人物的特写，站在话筒前发表演讲的首领、和在台下全程立正准备接受检阅的一名士兵。当首领开始高昂发言时，艺术家为之搭配了极其抒情的背景音乐，同时镜头里那名士兵的脸上几乎没有任何表情。

由此可见，欧洲艺术家关注社会问题早有传统，对战争、苦难、边缘人群的反思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我，一名士兵”，Köken Ergun，2005

反纪念碑的艺术看起来更花时间

今年文献展类似的“主题展”部分位于新画廊、新新画廊和文献展大厅。在新画廊里，许多新作与黑森州州立美术馆馆藏作品相互对应。比如你在一个展室里看到某幅中古时期的绘画，对面就是一幅当代艺术作品。

新画廊的建筑在19世纪后期见证了德国的兴盛，并激发了1955年第一届卡塞尔文献展创办者阿诺德·博德对战后社会、艺术传统的反思。历史的地位在此显得尤为突出，比如，几百名二战纳粹战犯的头像出现在整面墙壁上，有历史照片、证件照、也有宣传物上的素描像、插画师画的讽刺漫画，旁边挂着一个长长的名单。这件名为“真正的纳粹”的作品。让许多观众驻足良久。

“真正的纳粹”，Piotr Uklański，2017

旁边一个小展厅里是德国“国宝”级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门口有两人看守，并且唯一出入口被拦住小半以控制参观人流。在今年年初有报道其中一件羊毛毡旧衣服遭到飞蛾损毁，现场果然不见了。他连续三次参加卡塞尔文献展，在1982年实施了著名的艺术项目“7000棵橡树”，至今在弗里德里希广场以及沿街都还能看到那些和玄武岩石一同栽种的橡树正慢慢长大。

另外两个主要场馆风格大相径庭。新新美术馆之前叫做“新邮局”，是一座建于70年代的建筑，由于邮政系统被数字化浪潮冲击，近年来邮局大楼空置出许多空间，一些公共机构入驻进去，比如城市公路交通管理部门。文献展利用了底层仓库的巨大空间，裸露的天花板网格管道也符合时下流行的工业风格。

这一届卡塞尔文献展，大部分作品都属于策展人Candice Hopkins描述的“反纪念碑”类型，艺术家并不再以某种权威态度振臂高呼，而是直面现实的矛盾创伤。

生于1983年的挪威艺术家Máret ánne Sara来自于猎鹿家族。2016年，她的兄弟将200只驯鹿头一股脑堆在当地地方法院门口，以抗议政府取消他们族人猎鹿权利的计划。艺术家拍下这个场景，以半人高的灯箱呈现，同时还用驯鹿的骨头制作出一幅帘子。她用这个作品表达少数族群为争取权益而作的斗争。

挪威艺术家Máret Ánne Sara用驯鹿骨头制作的装置作品

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的Dan Peterman关注的是废金属。他回收了大量黄铜和铁，许多都来自于旧船、废弃家电。这些金属被分类、熔化为砖头大小的块状，装在编织袋里，以“生产资料”的原始状态出现在展厅。艺术家认为这些金属块一方面连接了之前的形态，另一方面也与未来如何重新得到利用息息相关。

"卡塞尔金属块计划（铁）"，Dan Peterman，2017

临河绿地上的文献展大厅，是1992年专为第九届文献展搭建而成。玻璃、白色墙壁和窗外绿色景观构造出自在的氛围，这里的作品也相对轻松。比如，1968年出生的马里艺术家Bamako用一个房间来介绍一个乐队，观众进入展厅，立即被极具原生力量的音乐所淹没。

生于1954年的塞内加尔艺术家El Hadji Sy，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是一名成熟的画家。他的新作直接用油彩颜料画在麻布上，并且在画面上添加许多绳线，为画作增加了粗糙多层的纹理。内容自然也都与非洲人民的劳动生活相关。

塞内加尔艺术家El Hadji Sy的绘画作品

散落城市各个角落的小展区也有不少有趣之作，比如在大道旁边的玻璃房子里复制的“Nassib的面包房”。黎巴嫩艺术家Mounira Al Sohl花了一段时间，主动结识在卡塞尔和雅典两地、来自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移民，听他们讲故事、并且为其画速写肖像。而从中编织出一个勤劳的面包房老板Nassib因为战争宗教冲突等原因被迫放弃这里的故事。

“Nassib的面包房”

此外，Gloria Kino电影院在文献展开幕当晚，为中国纪录片导演王兵的新作《方绣英》举行了首映会，以此开启持续数月的回顾展映，他在过去拍摄的13部作品都会轮番播放。其中有四天将全天集中放映《15小时》影像装置。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