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西非布基纳法索瓦加杜古大学发表演讲，敦促法国凯·布朗利博物馆完成临时或永久性返还非洲文化遗产的准备工作，而且高调承诺在其任期的五年内完成。

他甚至说，欧洲殖民活动的罪恶是不容置疑的。

马克龙的新政策似乎表现出某种真正的进步，至少在西方精英阶层那里，这是一种后殖民时代的政治正确。而在殖民时代被掠夺的国家民众看来，他对殖民活动的认知简直是一种“良心发现”。这不仅让马克龙站上了道德制高点，也帮助法国在非洲和更广阔的第三世界赢得了好感。

事情真有这么简单吗?

马氏新风

喜欢看热闹的媒体兴奋起来，赞赏法国“新的文物归还计划”酝酿了某种风气。

有人借用托尼·朱特的一句话说，“欧洲像狐狸一样，知道许多事情。”夸赞马克龙“新的文物归还计划”就像一只知道许多的狐狸，打破了法国建立的公共遗产“不可让与”原则。

公共遗产“不可让与”原则建立于1566年法国颁布的《穆林敕令》。法国把探险家、科学家们所谓“环游世界”带回并藏于法国博物馆中珍宝，视为皇室遗产。《穆林敕令》称，皇室遗产是不可让与和不可变动的。也就是说，被皇室掠夺、被殖民者掠夺的东西，都是法国民众的财产，它们会永久地成为法国国家遗产的一部分，不会归还原主。

200年以后的法国大革命中，公共领域仍然固守着这一原则。这一原则也成为探险家、科学家环游世界、寻找财富和知识的唯一依据的原则。

看上去，现在马克龙好像真的要改变点什么了。

就在马克龙风头正健时，批评的声音也日渐高涨。

异国文物的劫掠往往与侵略并存，当初它们被视为战利品以证明征服者的铁骑荣耀，成为政治凯旋论的重要工具。所以在现在一些学者看来，“归还”的举动，是为了掩盖法国在非洲的黑暗历史，最终无视法国在殖民后的更多责任。

新计划只是使法非关系暂时得到了缓和，然而，过去殖民历史存留的种族主义等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事实上，最重要的是，控制仍在继续，法国政府对非洲法语国家的电力、电信、港口和机场的准垄断没有停止。

承认掠夺并非难事，但是真正要归还并不那么容易。

早在2010年，大英博物馆和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就承认，其收藏的中国文物中有部分是150多年前英法联军从圆明园掠夺来的。不过一旦问到“归还吗”“怎么还”就含糊其辞了。

舆论没有放过大英博物馆，相反还不断给大英博物馆施加压力，而且这种压力就来自英国。历史学家、BBC《文明世界》系列节目主持人大卫·奥卢索加在2018年5月海伊文化节上指出，“如果世界中心转向亚洲，如果脱欧后我们与英联邦国家的关系会更加重要，那么认真聆听他们的诉求对我们有益无害。要知道，他们记得曾经发生过什么，也知道哪些东西被掠夺走了，对这些国家来说确实有真正的失落感。”

大卫很聪明。他首先坦率地承认，欧洲和美国的博物馆里到处都是从别的国家掠夺来的物品。同时他指出，这些被掠夺的国家现在很多是英国的贸易伙伴，归还文物不仅是一种道义责任，重要的是有助于改善英国脱欧后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及外交关系。

大卫甚至连怎么“合理”地归还文物的方法都想到了。受美国综艺节目SupermarketSweep的启发，他建议大英博物馆举办一次“超市大扫荡”，给每个国家一辆巨型购物车和两分钟时间拿回自己的文物。

除大英博物馆外，其他名字响亮的博物馆，法国卢浮宫、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等，那些馆藏的原本作为文化象征的文物，正在成为昔日的被殖民国家要求返还文物的诉求对象，推向风口浪尖。

被打上马赛克的掠夺

西方国家对归还文物的态度变化，在文物来源国甚至全世界来说虽然可喜，但在西方国家内部，并非一致。一派斥其“掩盖过去”，另一派则喜其“为未来投机”。不同立场形成了多重叙事话语。

让粉丝们等了八年之久的漫威电影《黑豹》，就借超级反派艾瑞克之口表达了对文物一种看法。艾瑞克说：“是博物馆用了上不了台面的手段获得了这些文物，而这些珍贵的东西原本应该是源自瓦坎达文化。”

站在博物馆自身的角度，艾瑞克这种民族主义和“道德绑架”让博物馆很是受不了。因为就博物馆自身而言，文物的公共价值和普世价值更为重要。

大英博物馆馆长哈特维格·费舍尔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称，馆里来自全球各地的珍宝，能让参观者在同一个空间里欣赏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文物，这样才能体会到“文化的关联性”。

哈特维格这样的说辞，在艾瑞克这样的民族主义者看来，有诡辩的色彩，是在为“掠夺”二字打马赛克。因为谁都知道，大英博物馆里的那些珍宝在很多年前，一直是被当作为殖民主义胜利的象征存在的。

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不同理解下的文化财产，构成了国际上关于文物返还的两大立场，也是当代文明冲突的一个表征。但是带着民族情绪谈归还问题前，先要对流出文物的途径、方式进行严格区分和理解，而不是一股脑的愤怒。

以中国为例，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文物流失时间跨度大，流失原因复杂。那么到底有多少件文物流失在海外?

有两组数据。一是中国文学学会的不完全统计和估算，自1840年英国对华发动鸦片战争以来，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超过1000万件。另一个来自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不完全统计，在全世界47个国家200多家博物馆的藏品中，有中国文物164万件，而民间收藏的中国文物大约是馆藏数量的10倍以上，估算共计有近2000万件的中国文物流失海外。

1000万件与2000万件，相差甚大，计算海外的中国文物数量是件困难的事。它们或因战争劫掠，不法商人走私出境，中国移民私带出境，清宫散失，近二三十年盗窃、盗掘走私出境以及历史上正常的贸易和交流等原因流失，如果单单使用“掠走”一个动词来判定，缺乏足够的严谨。事实上，除了暴力掠走之外，还有两种情况导致文物散落海外。

一是购买。二十世纪初，浙江着名古董商卢芹斋主营对外兜售文物，很多文物因此破坏流失，其中最典型的要数山西太原的天龙山石窟，完整的造像所剩无几。1914年，美国人以12.5万美元从卢芹斋手里买走了唐太宗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卷毛騧”两块石刻。

中国人大都视卢芹斋为卖国贼，在西方他则被视为“东方文化的传播者”，而卢芹斋自己认为：“中国的确失去了自己的宝贝，但是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艺术没有国界。”

其二则更加复杂。文物、艺术品对历史学家、考古学者和冒险家始终充满着浪漫的诱惑。在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掀起了西域探险热，这群从事发掘和发现工作的人，其中亦不乏比较纯粹的科学研究活动。新疆拜城的克孜尔石窟和吐鲁番的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就是被一帮名为普鲁士皇家吐鲁番的德国考察队，由探险家勒柯克(AlbertVonLeCoq)率领，切割为一小块一小块带走的。当时中国在内的国家，并无任何法律规定这些文物不得出境，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勒柯克这样的行为合法。

这两种情况揭示的是，当初流失的某些文物，可能是在价值被自身文明所低估的情形下，被悄无声息地“拿走”的，它们是在情、法、理的空白中遗失的。

尽管这样，指责“拿走”文物者的情绪，在文物流失国仍然是主流观点。就像余秋雨在《道士塔》中所表达的，除了愤怒，还有无奈。

难在归来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理性看待文物颠沛流离的现实，以宽容心态思考如何利用海外流失文物服务国人，才是当下最具意义的工作。而让文物归来，其实是个老问题。

国共内战后期，被时局裹挟南下涌进香港的人当中不乏文人学者和收藏家，无数国宝文物也就随之流进了香江。建国之后尽管百废待兴，但中央政府收回流散国宝的态度坚决，周恩来专门成立了一个收购小组，通过香港收藏家徐伯郊疏通信息，一旦发现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便不惜代价追回。

其中最有名的是“二王”的两幅书法作品。王珣的《伯远帖》与王献之的《中秋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眼看就要被香港的英国汇丰银行收购，中央立即拨款48万港元追赎，结束了这两件国宝的颠沛流离。拿出现在看来区区48万港元，在外汇储备仅为1.57亿美元的新中国，实在是天价。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民族文化主权意识的增强，让非正常流失的文物回流，主要有三种形式：捐赠、回购和讨还。

捐赠是文物合法性回流的重要方式，其中不乏先例。颐和园万寿山宝云阁流失的10扇铜窗，就是美国友邦保险公司创办人斯达先生的基金会于1993年从法国收藏家手中购得，后无偿送还中国。

只是文物的价格不菲，以捐赠方式促成文物回归寥若晨星，相比而言，回购的个案就非常多了。有数据显示，目前国际海外文物的回流，有90%是靠回购。有意思的是，2000年，火烧圆明园时流失的3件国宝铜铸的牛首、猴首和虎首，以3000多万港币回购了。7年后，澳门赌王何鸿燊竞拍6910万港币，赎回1件马首。

经一桩桩买卖的纠缠，当具有文化象征且不可量化的文物，可以用阿拉伯数字来计算价格的时候，流失的文物变成值钱的资产，在拍卖场上，文物变成了资本的盛宴。

文物价格的不断跃升，需要连续的资金投入，回购可能会成为无源之水。着名收藏家马未都在2004年流露，中国文物出现过回流，但最终被外国人在中国市场以高价收走了。香港苏富比拍卖有限公司组织的拍卖会上就显示，前三名都是国外客户。即使中国艺术品买卖市场行情渐好，但国内藏家的财力还是相差一个段位。

回购明显不是文物归来最合适的方法。它不仅会推高文物的价格，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还默认了文物流出的合法性。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也曾表示，非法流失的文物，一定要通过法律手段来讨还，如用经济手段，反而会刺激流失，好事办成坏事。

遗憾的是，讨还的门槛高得令人气馁。

真实的法律手段远没有这样痛快淋漓。根据国际公约，在战争中被掠夺的文物应该无条件归还。正如前文所述，文物并非都是暴力“掠走”，加上由西方人主导的“法不溯及既往”的国际法原则和国际格式，让中国要想依照国际公约索回千千万被掠走的文物，困难重重。

除此之外，要筹划讨还，须搜集足够证据资料、法律依据，并与外交手段配合。只是由于文物年代不一，有的久远，搜集确切证据的成本变得极高，终也不了了之。

文物的流失经百年愤怒、无奈、悲凉的熔铸，已成为公众情感的DNA，一旦归来的时机成熟，便会成为鼓荡人心的时潮。站在时间的长河面前，历史的基调是挫败的。现在，文物却在历史的挫败感里激起了另一种想象。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