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届威尼斯双年展上，艺术小组乔斯·德·格鲁特和哈拉德·蒂斯的作品

7月中旬，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组委会公布了2020年的展览主题——“我们将如何共同生活？”（How Will We Live Together？）黎巴嫩建筑师哈希姆·萨尔基斯（Hashim Sarkis）将担任主策展人，“共同”是他的关键词，他在阐释主题时说道：“无论是新型的家庭需要更为多元和体面的空间来栖居，还是新兴的社群要求平等、包容和空间身份，我们都在一起。”建筑师应该提供这样一个互相包容的共同生活的空间。

这是一个非常符合时下主流议题的探讨，也是一个能戳到时代痛点的命题。自从1980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设立以来，与艺术双年展隔年交替进行，两者既互相补充，又在各自的领域彼此呼应，拓展着建筑和艺术的边界。再回过头来看两个月前开幕的第58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则是在用艺术的表达方式，探讨相似的时代问题。

“愿我们生活在有趣的时代”（May You Live in Interesting Times）——在历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主题中，今年的主题显得格外轻松且普世，让任何一个人，无论是艺术行业从业者还是普通人都想参与进来，预测的参观人数也将再创新高。走在威尼斯的街头巷尾，挤在载满了游客的公交船上，都会与双年展的海报或宣传册不期而遇——桃粉色、柠檬黄、浅橘色的主色基调，让你还没进入展览场馆，就感受到愉悦的乌托邦狂欢气息，让人放松下来，去走进这个属于每一个人的有趣的时代。

可真的这么轻松吗？或许欢愉只是表象。主策展人拉夫·鲁戈夫（Ralph Rugoff）是这么解释主题来源的：“英国政治家奥斯丁·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曾在一次演讲中引用过这句话，当时他误以为这是一则所谓的中国古代诅咒。”虽然解释得有些荒谬，但他更想表达的是这个美好愿景下的暗潮涌动，当艺术家处于一个不安又充满矛盾的时代中，该如何用作品展现那些被人忽视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这才是有趣时代的有趣展览。

今年的“国家馆金狮奖”出人意料地颁给了立陶宛，立陶宛国家馆向来在双年展中分量不重，其实今年依旧如此，立陶宛的展厅与主展区之一的军械库展区隔海相望，要花20分钟才能从军械库过去，如果不是得奖，很容易被观众略过。

走进场馆，就能看见作品《太阳与大海》的呈现方式非常直接，由几位立陶宛的电影导演、艺术家和作家共同完成。他们在一楼打造出了一片人工沙滩，安排演员定时表演，还原出一个真实的沙滩度假的场景。所谓表演，不过是参与者们穿着五颜六色的泳衣，做一些日常在沙滩上会做的事，晒太阳、搭沙堡，游戏、读书，展厅顶上是三盏大型发热的吊灯，像太阳一样炙烤着沙滩。参观者沿着二楼的围栏，用一种上帝视角像看动物园似的去俯视这些“沙滩”上的表演者，拉开了现实和虚构之间的差别。

印度艺术家希尔帕 · 古普塔作品《因为，在你的口中我无处躲藏》

在表演期间，演员会用戏剧的形式吟唱，这个表演原先在立陶宛当地的剧场演出过，有一个更长的完整版本，移植到双年展之后，吟唱的语言改成了英文，演员唱道：“水母成对地跳舞，祖母绿色的袋子、瓶子和红色瓶盖环绕在四周，哦，大海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颜色。”创作者想通过这件作品，探讨环境保护和物种灭绝的问题，在这个看起来轻松、休闲的度假海滩上，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焦虑，这种焦虑也会传染给观众，让观众们带着反思离开威尼斯。

大型的当代艺术展总是乍看上去找不到头绪，不知该从哪开始。在位于绿园城堡的主场馆里，虽然各类作品错综地并置在一起，但似乎每一个拐点或显眼的位置都有一件大型装置或动态雕塑，像路标一样暗藏着观看路线，也将各个空间分割开来。

在主展厅一个大玻璃房里，一只黑色的机器手臂正在用铲子处理地上像血迹一样的红色液体，这是中国艺术家孙原和彭禹的大型装置《难自禁》。其实在这个空间里，铲子永远也无法铲完这些“血液”，液体会不断地向外流淌，孙原和彭禹也正是想用一种极有冲击力的方式去传达这种悖论。早在14年前的第51届威尼斯双年展，这两位艺术家就拿出过作品《UFO》参展，他们邀请了安徽乡镇的农民设计师杜文达把他自己设计的碟形飞行器运到中国馆展览并进行试飞。与今年的作品相比，《UFO》更像是一个有趣时代的产物，充满了理想主义，《难自禁》的机械手臂和一摊“血迹”则更让人压抑，甚至有一种看不到终点的绝望感。

除了孙原和彭禹，今年的6位参展中国艺术家的作品都带有强烈的视觉冲击或流畅的叙事逻辑，主策展人吴洪亮将中国馆的主题定为“Re-睿”，他希望通过展览虚拟与现实世界的两条线索，找到观看艺术的一种直接方式和本真的路径。

今年不少作品里都带着这样表象和内在的冲突，印度艺术家希尔帕·古普塔（Shilpa Gupta）的作品主体是一扇铁栅栏门，卡着铰链“嘎吱嘎吱”地来回摆动，猛烈地撞击着墙壁，古普塔想说的是民族宗教的隔阂以及对国家对人们的监视，也暗指印巴关系。美国39岁的艺术家亚瑟·贾法（Arthur Jafa）获得了“艺术家金狮奖”，她的影像作品《白人相册》讲述的是白种人的生活和权利，这在一个有色人种不断发声的时代反而显得有趣。在美国工作的尼日利亚艺术家阿昆伊利·克罗斯比（Akunyili Crosby）的作品则好像在跟贾法对话，她以一种波普艺术的方式，用摄影和拼贴去诠释非洲人紧张的生存状态，她解释道：“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女人，一个尼日利亚人，一个非洲人，一个有色人种，一个艺术家，而我给自己添加的标签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随着我的成长，面向世界的成熟度而不断增加。”

立陶宛表演作品《太阳与大海》

参展的80余位艺术家的作品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时代问题，就像奥斯卡一样，政治正确的立场正在渗透进全球各大双年展中。6月开幕的惠特尼双年展原本是美国本土艺术的盛会，大概30多年前的惠特尼双年展中，艺术家尚以美国人为主，从1993年那届革命性的展览之后，惠特尼双年展变得更加多元化，充满了国际视角和少数群体的声音。进入21世纪，美国参展艺术家的比例逐年下降，海外艺术家越来越多，有色人种艺术家越来越多，惠特尼双年展在慢慢减弱自己的美国属性，向一个美洲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双年展发展。

有意思的是，从近10年的数据来看，这个比例又在回缩，从2008年的超过25%的海外艺术家数量降到今年的17%，其中非裔和拉丁裔艺术家超过了半数，更有一半艺术家是女性。两位策展人简·帕奈塔（Jane Panetta）和鲁杰克·霍克利（Rujeko Hockley）在维系艺术水准的同时，更需要兼顾亚非拉裔和女性群体，以及同性恋、种族主义、移民政策、性别歧视等敏感的社会议题。无论是惠特尼双年展还是威尼斯双年展，似乎从未如此小心谨慎过，它们肩负的使命早已超越了艺术本身，或者说，艺术从未像现在这个时代一样，将它面向公众发声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希尔帕 · 古普塔作品《无题》

用回望的方式去判断未来

——专访第58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吴洪亮

三联生活周刊：你将今年中国馆的主题定为“Re-睿”，它与双年展的总主题有怎样的呼应或者说内在联系？

吴洪亮：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状态并不是特别乐观，它可能到了一个变局的节点。所谓“有趣的时代”，有趣并不是简单的好玩，而是要面对一些现在的新问题、复杂的问题。人类要怎么走，艺术要用什么方式、什么态度去对待，这些都是有意思的思考，因此中国部分的主题也应该跟这些问题有所呼应。

因为我是做20世纪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其实在20世纪上半叶，尤其是30年代之后艺术发展的格局、所面临的问题跟现在有相似处，面临着一个新的节点，也是一个有趣时代的到来。我喜欢用一种回望的方式来判断未来的走向，很多问题都是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答案的。所以我这次用了“Re”这个英文前缀，既有回望的意思，又预示着一个新的开始。

三联生活周刊：20世纪早期中国美术与当代艺术在形式、观念、研究方法上存在不小差异，你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自己的学术立场？

吴洪亮：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切换视角和立场的障碍，它们都是一样的，艺术的这种发展其实是有延续性的。在做20世纪研究的时候，我会把它表述为当代艺术的前史，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当代艺术的表象其实在20世纪时已经都开始酝酿了，或者说已经生成了初步的样貌。只是因为现在可能大家更喜欢看成果，去看那个果子长成什么样，其实它的成长过程本身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内部存在有机的逻辑联系，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形式是不受任何影响自发建构起来的，所以我是喜欢去研究这种因果链条的一类研究者。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代表中国的艺术家作品都是比较有视觉冲击力的，很有记忆点，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度也很高，在起初挑选作品时，你的初衷和原则是什么？

吴洪亮：这次都是基于最普通和最易于交流的表达形式来寻找艺术家和作品的，他们的作品本身也不是那种特别有中国符号的，若是单独看一件作品，可能很难分辨出是哪个国家的，但在整体的布展上，我们用了一个中国的园林空间，它有中国人内敛的张力，把这些作品连接起来。

比如艺术家陈琦的作品《2012生成与弥散》，简单地看就是水，水是不需要解释的。但这个作品有点不同，它非常巨大，有24米长、4米高，用水印木刻表现出水的样貌，而这不是核心，只是背后的一个技术支撑，当你走过这件作品时，是会感受到时间的流逝或生命的孕育这种普世的大命题，它似乎又可以与威尼斯这座城市相呼应，也很有意思。

而这件作品旁边就是耿雪的作品《金色之名》。5月12日，也就是威尼斯双年展开幕的第二天，耿雪在北京生了个儿子，这个作品整个就是她怀孕、生产的过程。几个月之前我跟她谈作品时，我能感觉到她好像怀孕了，但她也没跟我说，我也没好问，虽然认识好多年了，后来才告诉我生小孩来不了威尼斯，但是她这个《金色之名》的作品，其实就是关于人的生命和生老病死轮回的。

所以其实这些作品都不需要用理论去过度地阐释，我现在得到的反馈是，没有人不理解，只是理解的层次深和浅的问题。从一开始我就想建构一个普遍可以接受的展览，比如说费俊做的《睿寻》，其实是用一个APP来引导大家怎么走到中国馆，你跟着这个引导，扫过十座威尼斯的桥就可以走到中国馆，而桥又是一个沟通的标志，在展览空间里我们也是用桥的方式来做最核心的穿插。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在你看来，当代艺术还是需要一种更直接的方式去让大众理解它、接受它，不再那么精英化、小众化了？

吴洪亮：对，可能我是这一类策展人。因为我做博物馆和美术馆很多年，我觉得展览本身就是建立沟通和传播的形式，如果这个展览变成一个大家都莫名其妙一头雾水的样子，可能就有些问题了，至少我不是这个思路。我做策展，经常会把一些当代艺术家的作品重新整合在一个情景里，让别人能了解，这是我的工作。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艺术家参加威尼斯双年展这么多年，现在不会像以前一样那么依赖双年展的权威性了，在你看来这种双向关系是否有所变化？

吴洪亮：我觉得威尼斯双年展的权威性还在，它还是全球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展之一，虽然从1895年就开始了，但它的品牌还没有老化。我这次的切身感受是很佩服，组委会非常积极地在架构和协调展览的各个部分，它比我想象的更有活力。而对于中国艺术家来说，现在去国外做展览多了，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自己作品的能量，这比以前好多了。

另外一点，因为威尼斯双年展是分国家馆部分的，它在多样的个体化表达中又有群体意识，这就很有意思，这种矛盾和冲突本身就很“当代”。你仔细去看每一年的作品以及作品与作品之间的联系，就会观察到这种时代矛盾的变迁。

有人说今年的主策展人是很爱艺术家的，虽然参展的艺术家数量大大减少，但主策展人用了一个机制，他让参加主题展的每个艺术家都要做两件作品，分在不同的区域展出，这样关心主题展的观众就一定要去两个地方才能看全。而且今年的平行展数量也在减少，更重视主题展和国家馆的分量了，所以今年的双年展看起来更整齐，也有一些新的国家馆加入，是让人眼前一亮的。

三联生活周刊：哪个国家馆让你印象最深？

吴洪亮：加纳馆吧，看了会感动。它分成几个部分，其实更多的是在介绍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成长和发展，包括他们对自然、国家、人民之间关系的认识，用了很多影像和装置作品来呈现，从策展的角度来看，空间整合做得非常清晰，作品也都指向很根本的问题，你可以看出他们在艺术上的能量和自信，也会给你一个非主流观念的视角。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