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45年作为一个时间点来划分德国当代艺术的上限的做法，显示了今天德国艺术界和学术界与纳粹时期决裂的决心。但是，不得不承认，尽管德国意识形态中对暴力的警惕是一种良好的政治愿望，但暴力和强力意志往往难以鉴别，强力意志如果失去平衡往往就蜕变为暴力。因此，通过艺术隐喻地表达暴力似乎是德国现代文化的一种传统，尽管它有时是以受伤、伤痕甚至病态、颓废的形式表现出来——要么是宣泄暴力，要么是被暴力伤害。

　　毫无疑义，和昨天的历史完全决裂是不可能的，相反，必须承认，因为冲突甚至断裂而保存下来的连续性将会更加顽固地根植于民族文脉之中。在经历了挫折和磨难之后，这种连续性被赋予了新的意义——那就是关于暴力的反思，以及关于理性和克制的思考仍然是德国当代艺术的哲学命题。在这个意义上，回顾1945年之后德国分离的历史，或许有助于我们对德国当代艺术的文化性格形成一个宏观的“概念”。因为在这个逻辑起点上，我们可以把德国的战争经历当作现代性负面的、消极的文化实验场，它一方面影响和决定了德国当代艺术的性格和品质，同时也为我们的观看、理解划定了一个带有强制意味的意义域——所有的价值和形态都是从冲突和压力之下凸现出来的——解读德国实际是解读这个世界现代性的矛盾、对立、冲突本身。因此，德国当代艺术之所以生效的原因乃在于，德国当代艺术已经大于了艺术本身的意义，它实际上是整个人类在经历了二战后的精神采样分析，至少，德国当代艺术部分是因为这些背景问题而被刺激、激发。在这一点上，阿多诺的观点给予了我们启发。阿多诺消极性的、客观表达的美学，以及审美的负面表达，都是在当代国际语境中对现代性隐藏的消极面所进行的深度挖掘。这些针对德国纳粹历史所作的批判性理论对“后现代”哲学和美学产生了深刻、广泛的影响。这些理论都是以德国的现代历史为考察对象，进而对现当代国际意识形态冲突做出了深刻而中肯的表述。换言之，在20世纪，德国当代艺术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案例研究，其标志意义在于，它一方面具有现代性危机的代表性，同时也具有审美试验的极端性。

　　因此，当我们对这些隐藏在艺术背后的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时，我们竟发现，德国当代艺术活跃的原因，同时也是让我们兴奋的理由其实是非常令人不安的——德国当代艺术的意识形态背景乃是现代权利(暴力)具有代表性的、消极审美现代性的实验场。这是一个背负沉重矛盾和压力的实验场，如果不是武断，由现代权利和暴力引发的艺术表达其实是德国当代艺术的宏观语境。因此，在这种矛盾和冲突的语境中，我们不能期望德国当代艺术能够产生出延续性的叙事艺术，或产生出相对恒定的民族传统结构，当然，更不能产生出相对稳定的审美情趣，相反，只有破碎的、断裂的个性表达，以及难以摆脱的精神创伤。在德国当代视觉艺术史上，这种症状从各种极端甚至具有颠覆意味的艺术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从基督人文主义、林林总总的现实主义，到抽象和激进的前卫派，德国当代艺术就像原子裂变一样发展出了超乎自身文脉传统，同时也挑战了任何叙事方式的现代艺术。甚至，即使在国家重新统一之后，这种矛盾和冲突的特质也未曾消弭，相反这些隐性的、潜意识的冲突变得更加深刻、剧烈，充满了消极的、黑色的、暴力的甚至怨恨的情绪。

　　如果将战后德国艺术放在当代世界艺术的背景中来看，我们会发现，新德国对视觉艺术的强调和重视一直是延续的国家文化策略。早在1910年代，作为德国现代艺术和哲学的先驱，沃伦左(Worringer) 和费希特(Fechter)就曾力倡将“德国表现主义”作为国家文化概念予以张扬。而在1970年代，西德政府为了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将彭克、巴塞利兹和吕佩尔茨作为文化外交媒介，将其命名为 “新表现主义”而予以表彰。在新德国统一后，通过展览、学术批评和创作奖励，甚至美术馆收购等方式，德国对当代艺术的推进更是形成了一种制度化的激励机制，这在当今世界也是为数甚少的特例。而在大西洋两岸，围绕文化学和市场而形成的关注热潮更是把德国当代艺术推到国际艺术潮流的一线位置。国际学者从意识形态、历史政治背景，到哲学、美学源流，对德国当代艺术的研究逐渐整合出一个观察和研究的系统框架。基于德国深厚的现代哲学和美学理论背景，加以国家文化战略的助推，德国当代艺术逐渐在欧洲取得了现代艺术发展的嫡传的地位，并最终融入欧美由现代美术向后现代延伸的主流。

　　许多战后德国(西德)的批评和讨论都主要围绕着如何创造一种新艺术来体现德国新国家的精神，当然还有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在国际和国家都经历了巨变之后关于新的文化身份的讨论。这些讨论不是纯粹的探讨抽象或具像的艺术语言问题，而是试图在这个关键时刻以视觉的方式去呈现一个新的、当代的德国，即把艺术作为创造新的文化身份的手段而加以想象和发挥。因此，寻求一种建立在“超艺术”之上的新审美是当务之急。这种审美所强调的不是个人的敏感性，而是一种集体的视觉集合。从19世纪以来，德国的国家历史充满了暴力和悲情意味——德国特有的历史问题是国家身份的缺乏，在几代德国知识分子话语中的神话想象和理性求证似乎都是在强调这一身份的重要性。即使是希特勒，那种近乎神话般的、疯狂的关于国家和民族的想象也是这种意识走向变态的结果。战后德国身份问题更臻矛盾、复杂，国家的分裂迫使思想家和艺术家进行反省和思考，从而把文化艺术当作重新塑造身份的方式。

　　作为一种本能的逆反心理，对于战后艺术家来说，强烈渴望建立一种新风格，远离纳粹艺术图像，这远比重建一种主观的、抽象的，甚至是乌托邦式的现代主义要重要得多。在1950年代早期，一种形式简明、语言流畅的风格代替了纳粹现实主义的虚伪性，这些战后初期的作品强烈地信奉着欧洲现代主义传统，在审美趣味上比较接近于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的巴黎的艺术风气。但由于历史问题的含混以及新身份的模糊，这个时期的艺术作品往往流于形式语言的堆砌，而一些图像仍被封锁在纳粹时期权利仪式化的美学概念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