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后前十年，弗瑞兹·温特和威利·包美斯特从事的抽象绘画最具有代表性，整体气质显得温和、乐观，一种试图以逃避的方式来寻求精神救赎的情绪弥漫在当时流行的抽象绘画作品中。这些作品与消费文化相结合，逐渐具有了强大的大众文化功能。而Wihelm Rudolph是一个特例，他在那个时代就显得激烈和突兀，他的绘画系列《被摧毁的德累斯顿》记录了在战争期间被盟军摧毁的德累斯顿。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明显具有一种个性化的、主观性的、富有表现力的紧张感，这是当时政治审查所不容许的。

　　尽管战后德国对纳粹充满了憎恨，但对大屠杀历史还是讳莫如深，在相当长的时间中，不管在东德还是西德，这还是一个必须谨慎对待的敏感话题。但是，Hans Grundig在1947年画的《致法西斯的受难者》直接揭露了大屠杀的真相，这是德国当代艺术史上最早涉及这一主题的作品之一。至1960年代晚期，“大屠杀”逐渐成为一个严肃的历史课题，引来诸多正义的“左派”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艺术家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至1960年代初期，艾希曼和奥斯维辛审判使更多的德国年轻人了解到了纳粹的反人道罪行，大屠杀的历史真相逐渐公开透明。

　　在一定意义上，德国对战争暴力的承认和反省为德国当代艺术思考解开了一个死结。奥克维·恩维佐(Okwui Enwezor)在谈到德国当代艺术时曾指出：“德国艺术有意无意地根植于大屠杀的创伤，1945年后西德艺术不仅仅因为痛苦思索而熠熠生辉，而随之而来的对遗忘创伤的批判更是情感的必然，这种表达本身就是一种语言......" 在今天，在学者们眼中，德国当代艺术正是因为敢于直面这种血腥的历史，敢于承认罪责而赢得了尊重。同时，对大屠杀的反思不仅影响了德国当代艺术，而且也影响了德国的政治哲学，尤其是影响了艺术和政治的关系。政治语境和艺术语境的开放对流为德国当代艺术开辟了一个空前广阔的视域，艺术不仅仅是视觉的，同时是微观的、深刻的政治表达，在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到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的以多种形式创作的作品中可见一斑。德国当代艺术在权利与暴力、正义与罪恶的辨证语境中，因其自相冲突、自我批判的文化性格，以及断裂和连续并存的逻辑面貌，证实了现代性分裂的特征，同时它也是在后现代文化场景中，区域意识形态向国际艺术语言开放的例证。

　　西德艺术在战后空前繁荣起来，博伊斯、 巴塞利兹、基弗，以及里希特，这些艺术家在1960、1970年代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并为德国文化赢得了海外声望，从而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然而，事情的真相总比人们从媒体宣传及印刷媒介得来的印象要复杂得多。西德艺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选择或艺术学的主流表达范例，它与冷战时期的东方和西方的政治对抗以及文化竞争有着潜在的逻辑对应关系——没有对立，甚至可以说，没有这种对抗性的政治语境，德国当代艺术就不可能释放出这么强大的文化冲击能量。同时，没有问题就没有艺术，而且，还要看那些问题是否能代表全球性问题，至少，这个问题必须是全球政治或文化的兴奋点。而德国，无疑是正处在这个兴奋点上，它以自身的文化和政治经历浓缩了这个时代的悲剧意味，背负着沉重的现实和历史矛盾，政治暴力意味和文化乌托邦色彩兼而有之，哲学、美学思考和艺术形态实验兼而有之，因此注定发人深省，耐人寻味。

【编辑：张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