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凯：艺术和“后89”有什么关系？
　　

毛旭辉：当然有关系。我认为经历了“八五”以后，中国的文化已经非常不一样了，“八五”刷新了整个中国的文化现实。一种真正的新格局开始出现了， “八五”这批艺术家证明，参不参加某一个官方的展览都不重要了，这就是说参加全国美展不是唯一的价值判定标准了，成不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会员也不是唯一的价值判定标准了。“八五”的艺术家提出了另外一条道路——个人的道路。个人在社会上有机会了，我们同样可以创作，同样可以展出，同样可以进入社会。后来的事实也已证明，80年代这些独立的艺术家可以被称为这个社会的精英，他们创造了一种新的方式，不同于以往的一种方式，可以在中国社会多元化的存在。无论是民间也好、官方也好，和国外交流也好，中国文化从此开始丰富起来了，有活力了。在80年代不仅仅只有焦虑，这种焦虑渴求变化，但是不知道怎么变化。那个变化是有阻力的，会受到保守势力的压制。但是今天，危机可能不在我们这一边了，而是转移到了美术家协会，是他们要解决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了。这就是这30多年后的变化。
　　

杨凯：从“八五”之后到现在，经过这30多年艺术的格局变化，你有什么感想？
　　

毛旭辉：感想当然是很多的了。三言两語很难谈今天的感想。整个80年代，都是我的年轻时代，我从那时走了过来，我还是很欣慰的，我经历了那么一个变革的时代。而且中国作为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国家，一个有活力的古老的国家，在经历过60、70年代那种沉闷之后，焕发出作为一个大国的力量，今天它在世界上的地位，30年后在国际的地位都发生了改变。虽然说也带来了很多问题，那是必然的，什么社会都有问题，但主要看是什么问题。如果从艺术本身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中国的现当代艺术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世界影响，无论是从市场还是与国际交流的活动里边，都取得了相当多的成绩，这是过去我在年轻的时候想不到的东西。可以这样说，变化非常大，而且每次变化都是新鲜的。中国这个社会，从“伤痕”、“乡土”、“八五”到“后89”，再到后边的市场化；从798这种地方还仅仅是一个工厂的时候，到现在这种剧变——那么多的画廊，那么多的空间，那么多的基金会，那么多观众，艺术已经进入到不同人的生活里边。今天的人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艺术，国际的、本土的、年轻人的、老艺术家的，从这一点上来说是相当可喜的，这和30年前完全不一样。很多年前我们一年可能只会看到一个展览，就是美术家协会组织的，都是带有政治含义的展览，没有独立的艺术家的展览。但是今天你看看这个局面，都是以个人的名义在举办展览，变化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