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原上海美术馆执行馆长李向阳、画家陈丹青，他们都有绘画系列复制了南宋画家马远《水图》和明代画家董其昌的册页。

　　再比如十年前轰动一时的蔡国强《收租院》事件，这组获得威尼斯双年展大奖的作品，也是被许多国人视为抄袭，还打官司，结果根本不成立，一是这些人低估了精得要命的蔡国强的智力;二是低估了威尼斯双年展对于艺术规则的了解，以及对于中国以及国际有关法律的了解程度，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的艺术主持人哈洛德•塞曼(HaraldSzeemann)认为，蔡国强的作品没有侵犯著作权，在他看来，蔡国强的作品不是《收租院》的复制品，而是对雕塑性价值的一个重新解释。他还认为，著作权在当代艺术中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就像对影片和录像片断的使用。如果蔡国强的作品是侵权，那么安迪•沃霍尔和许多其他艺术家也都侵犯了著作权;三也是我们许多人根本不清楚何为当代艺术“挪用”或“复制”现成品的创作理念和手法，结果可想而知。

　　在我看来，李跃亮没有必要道歉，可他偏偏道歉了。但是，李跃亮的道歉并不能因此而说明他的“做法”有多大的错，只是证明他在舆论的压力下产生了可以理解的恐慌，只能说明他个人有“错”，错就错在他根本就不是艺术家的料，因为他不清楚他其实是经过了再创作，现在看来，他就是一复印机、扫描仪。而舆论也是错的，你们这次很幸运，遇到了李跃亮。

　　我们现在一方面对于自己应有的公民权利屡屡遭遇侵犯装聋作哑、麻木不仁，另一方面则表现出欺软怕硬、斤斤计较的小家子气，过分的过敏，不问青红皂白，好像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伤害。许多摄影从业者，只看见自己眼皮底下那一亩三分地，既孤陋寡闻又狂妄自大，缺乏足够的视野，身处信息时代却又没有选择、处理、消化和运用信息的基本能力;而那些不懂装懂或者惟恐天下不乱的舆论媒体，自以为在打抱不平，掌握了公正和真理，胡乱起哄，起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作用。

　　最后，我想说：如果您处处搬出法律条文来说事，如果您振振有辞说什么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任何人的行为都得在法律的范围内操作，那么恭喜您了，您说得非常正确，您是个规矩人，但是您为什么要做艺术工作呢?您直接去做法律工作者的话，我相信一定是非常成功的。说到底，您再怎么说破天，我也坚信法律和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能够、也不应当重叠的。为什么会说“著作权在当代艺术中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这是很明白一个道理，人的精神生活，需要艺术家这样的“野孩子”左冲右突，它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有趣、异样、生动、丰富多彩。世界在需要比尔•盖茨、政治家和法官律师的同时，也需要一些“养尊处优”的艺术家。从小到大，父母、老师、领导都苦口婆心教导我们：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这个是正确的，那个是不对的，是啊是啊，我们太清楚什么是正确的了。可是，正确的东西却往往是无趣的。人一辈子所有去做的事情如果都是正确的，那么，这样活得有意思吗?

　　两年多前的纽约，罗伯特•弗兰克的妻子JuneLeaf，其本身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艺术家，老太太她问别人道：“你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付羽的照片吗?因为他每一张照片里都有不对的东西。”我们有无数的照相机，可我们的眼睛早已瞎了。

【编辑：张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