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底我到贵州采访组稿，主题是“贵州现象”，即在短短的几年间，为什么贵州能有十几位美术家在北京先后举办展览，产生了很大影响?采访中我了解到，贵州美术家对如何发展贵州艺术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贵州美术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对贵州民间美术借鉴学习的结果，这条道路必须坚持，另一种意见认为，贵州民族民间美术的资源已经被贵州美术家“吃”得差不多了，必须跳出来，创造现代的艺术语言。

　　今天，当我看到蒲国昌的蜡染艺术展览，回想那场争论，我感到，问题似乎渐趋明晰，即对民族民间美术的学习是毫无疑问的，但关键在于以什么样的眼光去看，以什么样的心态去接受，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创造，在蒲国昌的作品中，有一种强烈的现代意识，一种探索东方的现代艺术的创新精神。一方面，他长期生活在贵州，贵州的山水，民间艺术等人文地理环境和艺术传统潜移默化地形成了他的审美意识，作为中国的艺术家，运用中国的艺术材料、艺术手段、表达中国人的气质和审美观，这是不能超越的。另一方面，他又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中，在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他也会遇到各种当代问题和现象，产生自己的思考、感受，他必须反映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展现自己的现代气质，这两个方面，构成了蒲国昌艺术中的真实，局限于传统和地域文化，或沉湎于对民间艺术和西方现代艺术的外在模仿，忽略自身的感受和独特的形式创造，是当代许多画家艺术风格模糊，难以确立艺术史形象的症结所在。

　　蜡染是古老的民间艺术形式，虽然在历史上它曾经寄托了少数民族美好的生活理想，其图案符号携带的审美意义和历史文化信息有待深入开掘，但它基本上是一种实用性，工艺性很强的工艺美术种类，蒲国昌以其多年的艺术经验形成的审美直觉，敏锐地注意到它在表达现代人精神世界方面的可能性，经过两年多的潜心实验，终于使蜡染在他的手中获得了强烈的艺术表现力，上升为一种现代艺术样式、手段，进入了学术探讨的层次，我认为这在当代中国美术发展的进程中，和陶艺一样，是具有历史性转变意义的，值得美术史家加以关注。

　　蒲国昌的蜡染艺术作品是在他多年在版画、版刻和彩墨领域里探索的延伸。在艺术风格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常常看到一种“高原平移”现象，即一个艺术成就很高，风格成熟的画家，转换材料手段，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很快就产生一批新颖的作品，(注：“高原平移”解释见文章结尾)例如毕加索，在陶艺、雕塑等方面的创造。这种转换，通常有强烈的风格延续性，比较蒲国昌的蜡染艺术作品和彩墨作品(见上海美术出版社《蒲国昌画集》1991年8月出版)，我们会看到，他的独特的艺术风格，发自内心的对生命活力的赞美、质朴、稚拙、天真的心胸袒露和含蓄、幽默的人生态度是内在一致的。在形式语言方面，他敢于采用大红大绿，以俗入雅，一反传统文人画中水墨黑白的灰色调子和孤傲清冷的隐逸思想。在构图上，以饱满、喧闹的形象组合和线的飞扬穿插、疾徐跌宕，体现一种当下心绪的变化过程。乃至对傩戏面具的构成变化、螺旋形、线珠形的符号运用，传达出对传统文化、生存环境的神秘而又模糊的感受。这一切构成了蒲国昌自己独特的世界，一个充满了山民野性的质朴和生命喧嚣的世界，一个想象力自由升腾、创造力活跃的感觉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