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记者特别向几位朋友表示敬意。
　　
　　第一位是原国家文物局资深顾问、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谢辰生先生。说起来，我与谢老的相识，还真是有些缘分。去年，《谁在收藏中国》一书出版后，新华社和《新民晚报》的两位记者分别向我转达了谢老对那本书所持观点的明确支持和对我的关心。此后，我两次登门拜访，有幸与谢老在其寓所的斗室里畅谈，受益匪浅。颇为有趣的是：我们非但在文物保护等问题上的观点基本相近，而且还同病相怜、不安于命，都在与死神抗争。也不知道是否因为身体虚弱的缘故，在谈话中，对于中国文物资源保护的前景，特别是对于文物市场乱象的治理，我们有着共同的担忧与不乐观。当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我与谢老的观点也不尽完全一致，但是尽管如此，却并不妨碍我对这位前辈人格的敬重与仰慕。
　　
　　在我的眼里，谢老是一位清高孤傲的学者，穷其半生为中国的文物保护事业呕心沥血，有时甚至不惜单打独斗、孤军奋战。他曾经力排众议，极力阻止不利于文物保护的重要文牍颁布，并且两度主持起草、修改国家《文物保护法》。至今虽年近九旬，恶疾缠身，老人仍终年四处奔波呼号，为羁留文物于国土而鞠躬尽瘁。就在国庆之前，有人提议拆除几条老北京胡同以为盛典开道，附近百姓闻知后，纷纷吁请谢老为民请命，力保现已余数不多的历史胡同。谢老不负众托，提笔上书党和国家领导人，促成那几条胡同最终免遭拆迁。我即是在阅读信稿时，发现谢老书法了得，便冒昧约请他为本书题写书名，老人欣然应允。
　　
　　第二位朋友是我的一位外国同行——日本记者内森先生。我认识内森君纯系偶然，他的表哥松本先生是我的手术大夫之一，虽然头几年我们陆陆续续在医院里见过几次面，但却没时间长谈。去年春天我的病况好转以后，终于有机会与这位日本同行在北京清茶畅语。在那次谈话中，内森君向我讲述了上个世纪80-90年代日本艺术品投资从泡沫初起到崩盘破灭的真实场景，诉说了他们家庭在那一场经济危机中受到的灭顶之灾——父亲不堪承受因抢购西方名画而欠下的巨额银行债务，于公司破产一周后跳海自杀，不久母亲又惨死于病榻……内森君还说，这几年他亲眼看到中国人在世界各地疯狂夺宝，许多场景与当年日本所发生的现象如出一辙。内森君的坦诚与友善让我感动，与他的那次谈话，也是促使我写作这本书的动因之一。
　　
　　第三位朋友是法籍美学教授李兰博士。她是一位70后出生的国际公民，属于标准的“地球村”一族，主要从事东西方美学比较方面的研究，兼任美、英、法三国多所学校客座教授，颇多学术成就。这两年我因治病无法出国，便委托她利用在欧美讲学之便，代我对那些国家的中国文物收藏和交易状况做些抽样调查。这种调查对于李兰博士来说几乎是一种痛苦，这种痛苦不只是因为时间上的浪费，还在于她要被迫进入我的角色去寻找我所需要的素材。也许是由于年龄和文化背景上的差异，我和李兰在学术观点和思维方法上时常会发生一些分歧。尤其在对于文物的地域和文化属性、文物的原生价值和衍生价值等方面，她有着极为开放的观点，站在一种绝对后现代主义的审美立场上，主张打破地域性文化垄断权和解释权，极力倡导世界文化资源无障碍交流与共享。而在这个问题上，我显然是扮演了一个“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者”的角色。所以，让她拿着我发给她的提纲去做访问，无疑是一种折磨。但是尽管如此，李兰博士毫无怨言，从她自己非常紧凑的日程安排里挤占出大量宝贵时间，为我完成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调查访问，提供了大量写作素材。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国外部分的采访人虽然是李兰，但文字整理和故事加工仍由我完成。所以，有关章节里的观点不能代表她的真实思想，而只是我个人的说法和想法。
　　
　　最后我还要特别鸣谢中国著名画家——大慈大悲的画僧史国良先生，感谢他佛心仁厚，多次接受我的采访，并慷慨赐予本书以封面题字……
　　
　　据说，有远见卓识的历史学家不会自不量力地去干预历史进程，哪怕是自己早已对某一历史事件的恶性结局胸有成竹。不幸的是，笔者没能成为历史学家；另有一种哲人式的说法，叫“客观事物的发展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侥幸的是，笔者也不是哲学家。我只是一介草民，不懂得韬光养晦，好歹挣扎到花甲之年，总算看明白了一个道理：国强民弱为强弩，国强民强则长盛…
　　
　　——《谁在拍卖中国》卷首语
　　
　　
 

【编辑：袁霆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