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被发现”即他的艺术探索得到了一定的认可并且有可能进入艺术史，也就是通俗意义上的功成名就。实际这个问题本身包含着一些潜台词：一个“被”字将艺术家界定为被动的客体，艺术家要出名必须依赖于外力发掘，艺术的诞生仿佛成了一个考古的过程;艺术家被谁挖掘和发现?艺术史家、理论批评家甚至公众都可能会介入到这个过程。如此分析，讨论艺术家如何进入艺术史，本身便有了一些暧昧和嫌疑，它似乎是在为艺术家做一个“成功指南”，告诉某某“成功”可以被操作，诸如这么做就是合乎时代主旋律，与主流价值观相吻合，也比较容易脱颖而出。这里有一个疑问，且不说艺术家的成名和成功并不一定总是划等号，况且谁又能够口出狂言敢于为当下纷扰的现实把脉，敢为艺术家量身定制一份成功宝典?不管怎样，都不妨我们将其作为一种看待艺术史的角度和方法。

　　艺术家与历史

　　回顾艺术发展的历史，不管艺术家是年少成名抑或一度被排斥，尽管艺术家的经历会有所不同，其中都存在一些共有因素。我姑且列举三种典型情况：顺理成章型(稳中求胜)、惊世骇俗型(剑走偏锋)、平反昭雪型(争议不断)。

　　相比较而言，前两种类型艺术家还具有一定的掌控力，他们的被发现显得没有什么悬念，或采用厚积薄发的时间战略，或以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强行进入人们的视野，所谓夺人眼球也是一种策略。第三种艺术家大多经历比较曲折，他们表现为对生前现状无力甚至无奈，艺术的考古过程有时候专门指这类一度被埋没的人，其实捡漏的事情并不是经常可以发生，漫长的艺术史研究和写作自有其公允性。

　　艺术在进入现代主义阶段之后，求新奇一度达到了“不择手段”的境地，当然这与布列逊所说的“传统的重负”有很大的关系，现代艺术家以毅然决然的姿态进行着一场一场“破”与“立”的博弈。“创造”成为艺术的最高标准。但是在漫长的艺术发展中，模仿曾经成为艺术家绘画的重要手段。达•芬奇说，艺术家要虔诚地模仿自然，绘画要像镜子一样反射自然。后来瓦萨里又否定了达•芬奇只能模仿自然的途径，他甚至认为除了模仿自然以外，也可以通过模仿风格来取得艺术成就。大多数学院派画家都是在丰厚传统基础之上起步，并且进行着自己的探索。他们大多属于稳中求胜型的代表。以前研究者曾经将艺术家分为两类：延续型与创新型。实际这种划分也存在绝对化的嫌疑，艺术家唯有形成自己的风格才能在艺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即使延续型的艺术家仍然带有自己的图式。布列逊在《传统与欲望》中探讨的是大卫、安格尔和德拉克洛瓦三位法国画家创作中的传统问题，作者通过个案性的研究，从各个艺术家纷繁的作品中挑选出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加以阐释，他意在探究他们的领悟力，以及这种领悟力对他们在艺术传统中所处地位的感受和不同的应对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