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我那天走访了一下高地艺术区的几位艺术家，他们有些是外地过来的，并且一到成都就来到“高地”，他们认为这边环境很好，很适合搞创作，艺术家们的观念也都比较新。你觉得这些艺术家的新观念，在“高地”这个地方进行碰撞交流会产生什么效果?

　　何：用“新”并不比用“独立”和“自在”来形容“高地”艺术家的基本状态更恰当。我想，独立于彼此之间、独立于潮流之上、独立于商品之外应该是这群人的基本认同。你所说的“碰撞”恐怕多半是在“国际锅”里，我把自己买的外国画册都放在“国际锅”，大家翻阅画册，跟画册上的外国艺术家碰撞。

　　刘：有人说高地的年轻艺术家里头有几个研究生作品风格跟你前段时间画的感觉有些相像，你怎么看?

　　何：我要警觉，不过我也时常受到他们的启发，是不是我画得有点像他们哟?我回画室会好生看一下。

　　刘：你觉得现在的年轻艺术家，尤其还在学生阶段的年轻艺术家，他们无意识当中就跟着自己的导师学，因为他其他人也不了解，比如何多苓的画法他们不清楚，周春芽的画法他们也不清楚，但是他清楚你，清楚自己导师的创作方法。

　　何：我本人应该检讨自己在教学上是否足够宽容。研究生培养上的固定导师制很有问题，它无疑会伤害价值多元和学术民主。虽然我一直吃教书这碗饭，但是我不擅长教书，甚至越来越讨厌教书，进教室就想下课。

　　刘：目前高地艺术区还成立了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实验工作站、学生资料室、中美艺术交流工作室以及相关的配套设施，这种艺术教育和乡村式的生活方式融入到艺术家的整个生活当中，你觉得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何：我倒希望自己执教的学校能给每一位同学提供适当的工作空间，甚至希望我本人也得到学校提供的工作室，但是现实不允许...。恰好遇到“高地”这个我承受得起的工作室价格，于是在满足自己之余将一部分同学动员过来。来到“高地”的研究生是比较幸运的，他们都以独立艺术家的方式工作，增加了与周围成熟艺术家平等交流的机会和参展机会，也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我们并没有刻意追求乡村式的生活，假如我碰到的不是闲置的乡舍而是一片旧工厂、一所旧监狱或者一座洗浴城那我们不是就融入了工业生活、囚犯生活或者按摩生活吗?对艺术家来讲，对许多艺术家而言，今天的创作成本和生活成本居高不下，只能是哪里便宜到哪里去。

　　刘：去年到今年，北京的很多艺术村都出现了拆迁、驱散等各方面的问题，我们“高地”艺术区，在未来五到十年之内有什么样的发展?会不会面临同样的困境?

　　何：与一年多前比那附近已经有了许多变化，站在我工作室屋顶能看到各个商业楼盘正在由远而近的包抄挵来，在城市包围农村的今日中国，那里也不过是一群艺术家的暂时避难所。不想预计未来，对我个人来说倒是很习惯迁徙和放逐，从骨子里更喜欢单干，呆不下去就逃跑，呆烦了也逃跑，这是乐观主义的态度。运动战往往给我的创作带来巨大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