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之罪” 连凯作品展 2010-08-12 16:07:46 来源:北京青年周刊 作者:文/王诤 图/解飞 点击:
西方人敬重中国的道学,喜欢中国瓷器,可那都是古人的,我们有没有新的东西?必须重建中国人具有神性的创造精神,这是我崇尚和追求的。

记者:看你的作品谱系,似乎没有藩篱与框定,但这也会招来一句针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批评,“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对于这样的评价,你会作何反应?


郑连杰:这个话题牵扯到个人的理解和生命的能量,任何艺术都有它的局限性,就像是摄影,你面对真实的环境时,你只能摄取它的一部分,而我不愿被束缚。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末,我开始进行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的表达,就是平面的绘画满足不了自己表达的欲望了,就必须寻求破围。

 

记者:这和整个80年代国门开放后,后自由的社会空气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关系?


郑连杰:这个“自由”一直是被质问的“自由”,我是最早在外国驻京使馆中做展览的,那时整个北京没有对外的画廊,我就在外交公寓这样私密的空间内举行小范围的艺术个展了,这种地方可以释放自己的声音,同时,她呈现出另一层文化交流的声音,是地下的。那时只能悄无声息的做,现在看这已经不是个事儿了。

 

记者:回到你的创作起点,中国古典水墨画与道家的观念,生活的雅兴,文人的观赏趣味等等都丝丝入扣,你如何做到解构进而打散后再重建的?


郑连杰:这个挑战非常大,80年代末的时候我就基本在不断学习当中完成朝向新的表达方式。那时两德统一的事件给我很大影响,我意识到自己必须转型,比如说我画了很多《山海经》、神话以及民俗艺术方面的题材,贵州的傩面具,京剧脸谱,印第安脸谱,这里面有远古人的精神和信仰,构成又是高度抽象的,陌生而神秘。我当时就去野长城,带着睡袋帐篷每三个月去一次,陆陆续续三年时间来拓印长城墙,以此“纪念两个德国统一”。之后继续回到工作室完成自己的作品,这次体验也成为我未来创作的精神里程,它是结合行动与身体对自然的融入,从工作室延续到户外,我面对的课堂是大自然和生命的本质。

 

记者:做功课时,我注意到你的一副和长城有关作品照片在苏富比拍卖,能介绍下那次的经过吗?
 

郑连杰:你说的是我的《大爆炸-捆扎丢失的灵魂 行为装置地景艺术 1993》,于2006年3月31日,在苏富比拍卖,三万美金成交,是当时全球华人照片作品前六位的价位,买家是法国的路易•威登集团。这次是中、日、韩当代艺术第一次在纽约拍卖,也是中国当代艺术进入西方资本市场的开端。

 

记者:你一直在抗拒世俗生活的纷扰,对于作品被世界最大的奢侈品集团收购,有何感想?
 

郑连杰:作品出来了,理念传递出来了,就够了,当时的创作就是以艺术的手段对历史和现实的追溯和批判。而且我1993年创作的时候,司马台长城还没被开发,现在你再去看已经没了照片里的杂草丛生,而是抹平了水泥和青砖,可“不到长城看落日,谁知天地有悲秋”的感觉没有了;1993年我站在司马台写下诗句,“风起长城卷落日,月影江山依旧寒”,现在那种感觉也没有了。那里越来越像八达岭了,可长城是什么?它是中国人凭吊历史,寻找精神根基的所在,如果都变成了旅游点,变成被改造过的历史,成了招来西方游客的跑马场,这其实是对民族未来的犯罪。由此我想说中国当代艺术还在游弋边缘,边缘对于艺术家也是更好的检验,对于艺术家的创作的心灵历练是有益的,但是中国当代艺术需要反思的是真正的前卫勇气是什么?个人与社会是什么?如果只看到利益的一面,其实是自我的放逐和自残。

 

记者:从内地当代艺术肇始之时你便开始了创作,之后又在纽约生活创作至今,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观照下,你对中国当代艺术未来的走向有何看法?

 

郑连杰:我们必须得承认现当代中国文明的很大一部分是引进西方的,我在作品《黑色可乐1993年》中表达的就是可口可乐这种代表西方价值观的符码,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势体现,《纽约时报》当时曾评价我的这幅作品为“郑连杰把数千个可口可乐纸杯填满长城的烽火台,它的象征是西方资本主义敲开中国大门的重要标志。”今天的世界,是经济和文化双向主导的,我们是不是能输出自己的文化价值,进而影响世界?现在看还不够,美国有很多流行文化,但是精英文化一样强大,它是个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国家,艺术与生活,与分享,与收藏,是荣誉感和对社会的回馈,是通过教育,整体的素养而决定的。中国的中产阶层刚刚起步,大家对物质层面的要求刚处在过渡的对精神生活的需求,艺术作品在生活中还没有上升为对它的消费,我们的精致文化和绅士文化都被破坏了,古人“殿堂无字画,不是旧人家”的传统被破坏了。西方人敬重中国的道学,喜欢中国瓷器,可那都是古人的,我们有没有新的东西?必须重建中国人具有神性的创造精神,这是我崇尚和追求的。

 

《黑色可乐》 行为装置艺术 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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