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当代艺术变成了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景观艺术”。在这个“景观艺术”的狂欢人群中，出席开幕式的官员、新贵阶层投资人、新闻记者、电影和娱乐明星、围观的爱好者，重要的是，大家并不关心盛大现场中每个人的立场是左派或右派，大家都用羡慕的目光聚焦于那个“左右逢源”的明星艺术家及其集团。这就像一个千年盛世的幻觉来临，当代艺术一切是那么完美，既能代表国家前卫和中华复兴，又能成为明星、富豪和官员，一种“通吃主义”的艺术模式由此诞生了，从而彻底告别了在圆明园艺术村被p.olice查房的窘迫、被国家媒体和美术馆封杀的绝望、以及有上顿没下顿的边缘生活。

　　毫无疑问，这样所谓的合法化艺术，尽管穿上了新媒体、装置和观念艺术的外衣，但这不是当代艺术，这只是一种类似文革宣传画的“景观艺术”或者类似流行时尚的新“政治仪式”。与流行电影、流行歌曲和足球相比，这种当代“景观艺术”和新“政治仪式”不是在娱乐大众，而是在娱乐国家权力和新贵阶层。

　　在艺术的本质模式上，这类当代“巨无霸”的政治景观艺术与五、六十年代的政治宣传画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语言形式上，不过是将前苏联的写实主义油画换成了现成品装置、波普艺术、观念艺术和新媒体影像，区别只是更换了语言策略，即不再塑造一种虚幻的革命英雄和劳动模范，而是变成一种非政治化的象征形式的视觉奇观，比如巨无霸的体量，象征传统的凤凰、焰火、红灯笼，代表全球化的装置和投影仪形式，有关国家崛起和中华复兴的主题阐释等，这些元素中的任何一项实际上都没有更深刻的表现，只要表示中国、传统、全球化的标签被组装在一起就行了，观念艺术在此就变成创造新的国家主义象征的设计方法或装配形式，即中国、传统、全球化、崛起、霸气这些元素，被“观念艺术”的方法天衣无缝地装配在一起，观念艺术在中国成为最适合简单组合没有内在联系的符号的快捷形式，或者成为创造新国家主义“符号景观”的语言工具。

　　在这种观念艺术、装置装艺术的有关崛起的国家主义“景观”的制造中，你只能朝圣般地看到霸气、进步、国际化、挥金如土的资本消耗、拍大片似的制作团队、震撼人心的奢华现场，但你看不到血汗工厂、富士康跳楼工人、被强拆的自焚者、被抓的人权律师、低工资的廉价劳动力、两极分化、环境污染等国家繁荣背后的负面元素，这种“景观艺术”显然不是当代艺术，而是披着当代艺术外衣的宣传艺术，或者上流社会的聚会场所的舞台美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