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您在1972年到1976年的这个时期完成了《节奏Rhythm》的系列作品。在这些作品里您用自己的身体作为艺术表现的材料，以此来探索人类的身体和心理之间的最大承受极限度。因此，这些作品的实施过程也充满了暴力、血腥与危险，甚至还存在着危及生命的不确定性。所以，在这里我有两个问题：第一，观众以怎样的方式参与到作品里来才是正确与适当的?第二，怎样正确理解这些探索人类身体与精神相关的艺术作品?

　　阿：正如马塞尔 杜尚(Marcel Duchamp)曾经说过的——公众使作品完整。 所以对我来说，公众是我经历中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节奏Rhythm》系列作品中，我在公众面前展现了我所有的恐惧。我不会在我正常生活中这么做。我需要运用公众的力量，以此可以逼迫出自己精神和身体上的极限。在公众面前做这些，就可以让公众以我为镜。如果我可以勇敢的面对自己的恐惧并克服它们，那么公众也可以在他们生命中这么做。

　　张：“情人——长城”是您与乌雷(Ulay)1988年完成的最后一件作品。事隔22年之后，您与乌雷又在“艺术家在场”再次相逢(有报道描述“当乌雷出现在阿布拉莫维奇对面的椅子上时，阿布拉莫维奇不禁潸然泪下，隔着一张桌子，这对曾经同生同死的恋人伸出双手，十指相扣......”)这种梦幻般的场景，使观众无法区分哪一部分是生活的真实，而哪一部分又是艺术的真实，这种意外的、超乎想象的结果，是行为艺术表达的最高境界吗?

　　阿：我邀请了乌雷(Ulay)作为我“艺术家在场”回顾展的开幕贵宾。所以表演中当他坐在桌子对面的那一刻，也就是现实生活与艺术结合为一体的一刻，就像是为我们一起工作和生活的12年而准备的一样。

　　对于我以及观众们来说，那真是神奇的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