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您曾说过“我一直相信经济危机和行为艺术是有联系的，经济危机越严重，行为艺术越繁荣。”怎样理解行为艺术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

　　阿：我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都没想过销售行为艺术作品/表演作品。销售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无人要买，但我还是继续做下去。经济危机每次发生的时候，行为艺术就变得更为明显、更为人们所知，这是因为人们没有钱财去购买昂贵的艺术，但是他们总是能看到行为艺术。

　　我认为经济危机是一个很健康的时刻，因为艺术已经变得太过于商品化，变得受操控性太强并以金钱为目的。真正的艺术是无关乎这些的。

　　张：行为艺术家特别是年轻的行为艺术家非常容易陷入平庸的或是哗众取宠式的创作中。您认为怎样能使行为艺术家远离那些不健康的、华而不实的行为表演呢?

　　阿：这很简单，有许多许多坏的行为艺术和许多不是行为艺术方面的艺术家们正在进行着行为表演，他们给人留下了行为艺术的坏印象。

　　行为艺术不是娱乐——这是我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艺术家在场”回顾展中尝试着证明的。展览开放期间，不断有艺术家要求表演的情况，并且要将行为表演变成酒会和玩乐的一部分。让行为艺术表演变成背景——没有人会尊重这样的作品，而且这种情况也不会发生。一位艺术家应该找出他自己的方式和他自己的准确程度。这取决于艺术家的表演是如何在正确环境下，以最严肃认真的方式被看待的。

　　张：您不仅是一位成就卓越的艺术家，同时，您又以亲身的实践，重新为行为艺术进行了定义，并且引领了当今世界行为艺术的发展方向。作为这一领域的权威人士，您对当下行为艺术的状况怎样评价?您认为行为艺术还存在哪些有待解决的问题?

　　阿：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而且也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如何让行为表演从非主流艺术进入到主流艺术。再次表演的规则是什么以及如何应用这些规则?应该创建什么样的行为表演学校?学校中又应该教授一些什么样的课程?我还感觉有必要创建一个学校机制来交给公众如何看待行为表演艺术，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教育。

　　张：您也曾经说过很多艺术家无法长时间的坚持行为艺术的创作，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行为艺术市场的因素，正如您所说，“表演结束后没有任何东西留下，除了观众的点滴记忆之外，什么都没有。”您认为现在行为行为艺术家的状况是否比以前有所改善?您的成功是否也说明艺术市场也会随着行为艺术的发展而有所改变?

　　阿：不论有没有行为艺术，艺术市场的改变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现在仅仅是个开始，先驱们刚刚迈出第一步。当你购买一件绘画，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在墙上钉个钉子，挂上画，然后忘记它。当你买到再次表演行为艺术的权利后，你还需要指定谁对这件作品进行表演，并继续支付着每次诠释的费用，所以你从不100%拥有它。这对怀着老心态的买主、收藏家或者博物馆来说是很难理解的。要拥有行为艺术，你就不得不发展新规则， 而这个新规则还没有被开发出来。

　　张：您曾经为许多艺术家提供给艺术工作室的活动与指导，从而帮助他们从事行为艺术的实践，这种类似的活动今后是否还会组织?什么样的艺术家可以参加到您组织的艺术工作室的活动中?(有什么条件与要求?)

　　阿：我曾经在世界的很多地方教授行为艺术，总起来说有22年的时间。目前，我正在创建我自己的维护行为表演艺术的机构，这个机构不仅是一个教授行为表演艺术的学校，还将是一个面向观众的学校，这里将致力于长期的延续性工作。希望这个学校能于2012年在纽约州远离城市的哈德逊开放。

　　张：接下来的时间里您还会有哪些重要的艺术活动?在什么地点举办?

　　阿：我目前的活动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工作，工作，工作。我现在正为新项目工作，特别是在我的遗产方面花费大量精力，那就是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学院。

　　张：您多久没有来中国了?倘若有机会我是否可以邀请您再来中国访问或者进行新的艺术创作?

　　阿：最后一次在中国是1988年，我跟乌雷(Ulay)在中国长城上说再见。这是在中国向西方开放之前。从那以后我就再没去过。要去中国我需要被邀请。

【编辑：马海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