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对“艺术家在场”的评论各式各样，有一种观点认为行为艺术越来越像商业文化与明星造势了，如：“......行为艺术正以明星崇拜的方式进入现代艺术博物馆，”您怎样看待类似的评论?

　　阿：我非常怀念中世纪艺术的那段时间，那段时间中大部分重要艺术作品都出自无名艺术家之手。艺术家的名字都无法提及只留下了作品。我认为对明星崇拜以及制造艺术家偶像的需求是错误的。这是我们当今文化的后果。一个艺术家需要十分清楚的知道，“建立自我”对其作品来说是个障碍，艺术家应该遵循着谦逊的、有节制的、有雅量的规则，这在其日常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张：您所提倡的“痛苦才能使我们更美好”与尼采的没有痛苦，人只能有卑微的幸福有某种相似的地方。尼采认为伟大的幸福正是战胜巨大痛苦所产生的生命的崇高感。您的人生哲学与艺术理念中是否收到过尼采哲学的影响?

　　阿：我自己的作品和艺术的哲学并没有受到尼采的影响，但是我个人绝对同意他的观点。如果回顾历史，你可以看到幸福快乐产生不了什么伟大的事件，而很多重大的事件都来自于痛苦。痛苦是一种学习的工具，从痛苦中，你可以超越、改变你的思考方式并达到新颖、清新的意识状态。

　　张：您曾经数次来过中国，而且您还与西藏的喇嘛一起进行过合作。藏传佛教的哪些方面引起了您的兴趣?藏传佛教对您的创作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阿：对我来说，藏传佛教不是一个宗教，它是一种哲学，而且对我的作品影响巨大。藏传佛教教会了我培养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就是不附着于好、坏、高兴、不开心以及其他等等。同样的，藏族的冥想技巧也对我作为表演艺术家来说很有帮助。

　　张：当下的中国在自由表达意愿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限制。这同时也表现在行为艺术家也远不如欧美国家的行为艺术家有充分的表达的自由。相信您对这样的环境并不陌生。您认为在较为严酷的政治体制与环境下，行为艺术家应该怎样寻求与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

　　阿：我并不是来自西方世界，我来自一个巴尔干半岛国家，我曾经的环境类似于中国艺术家所处的政治与约束环境中。我的整个童年都生活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氛围里，那里有非常明确的限制，规矩是不能被打破的。(有一个政治笑话，说的是你会去坐牢4年。)不过在这种环境下，重要的是找到我自己的声音、处理这些限制并将它们放于自己作品中，同时还要以同样的方式让自己从中获得解放。所以我对这些中国艺术家的建议是无论怎样都要跟着你自己的感觉走。无关乎任何构架，做你认为是有必要的作品。艺术家必须要自身感觉自由的来进行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