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能谈谈舞蹈工作坊吗？

珍妮-施林兹卡：工作坊的启动要早于系列展，是由我和克劳斯-毕森巴赫发起。克劳斯是我们部门的前主策展人，我们部门那时被称为“媒体部”。我们主要涉及媒体艺术：录像装置，单频录像，声音艺术等等。从一开始克劳斯就很想将行为艺术纳入进来并使其成为美术馆经典的一部分，工作坊的想法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因为在此之前从没有人这么做过。很多机构和大多数人都知道如何收藏绘画或草图，他们从事这项职业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但并没有人真正知道如何处理行为艺术，特别是行为艺术大都由艺术家自己策划并且是反机构化的——你不能够收藏它，它不需要机构，它可以在大街上和户外完成。我们面临如许这些的问题，我们也想知道其他的机构是否也同样如此，因此我们开设工作坊，邀请自己机构的策展人和其他机构的国内国际策展人：如古根汉姆、惠特尼、西班牙文化博物馆（Museo del Barrio）等。当然，最主要的，我们会邀请艺术家们。纽约的好处是这里确实有一批艺术家，而且还不止一代，是第三、四代的艺术家。因此参与工作坊的艺术家有卡罗琳-史尼曼（Carolee Schneemann），琼-乔纳斯（Joan Jonas）,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和年轻一代的艺术家们。我们每三个月都会有一聚，每次会面都有一个特殊的主题：文献材料，机构，一个像我们这样的美术馆究竟如何参与行为艺术。每次会面都出乎意料的成功。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并且是频繁地参与。我们在团体中培养出了信任感，人们也开始畅所欲言。对我们而言，这是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

记者：詹妮弗-霍曼斯（Jennifer Homan）的新书《阿波罗的天使（Apollo’s Angels）》为芭蕾敲响了丧钟，也由此引发了诸多关于芭蕾实际上是否已死的讨论。在这方面，现代舞蹈如何呢？

珍妮-施林兹卡：我不清楚自己是否能就芭蕾发表看法。我喜欢看芭蕾，但也一直意识到这是一种旧的形式。你去大都会看那些老的经典之作，它们固然很给力，但并不能对我们所生存的这个时代有所启发。但我认为舞蹈是相当重要的，并且会一直很重要。尤其是现在，所有的技术、网络，所有我们的延伸物：我的iPhone，我的电脑，我与它们相处的时间多过任何其他的东西。今天关于身体的问题比任何时候更加与我们密切相关。我认为舞蹈和行为艺术，特别是舞蹈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它切实地处理身体在空间中的移动问题。而这个问题从来都十分重要，即使它已然进入了一个视觉化的空间。我们仍然，至少现在仍然拥有我们的身体：每天早晨我们与它一同起床，每晚我们与它一同入睡。因此，我认为舞蹈根本没有死。

【编辑：李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