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毕加索是西班牙人，可是他所有的重要作品都是在法国创作出来的，那他是法国画家还是西班牙画家？类似的情况在很多国家都有，比如波兰对肖邦的定位，还有从苏联流亡出来的作家纳博科夫，他一直用英文写作。其实在西方，这个记者题已经不是很重要了，因为西方从18世纪就出现了“世界公民”的概念。蔡国强也是这样，2000年他参加了惠特尼双年展，打破了以前这个展览必须是美国人才能参展的惯例。

青年艺术家贵在喜欢与坚持

记者：在“艺术的背后”，很多年轻的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的创作与生活却呈现着和你们这样的知名艺术家不同的状态，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创作冲动和艺术敏感能够坚持多长时间，遇到这种情况，你们认为应该怎么解决？

蔡国强：其实我也在坚持，也在保护自己的冲动，也不知道我的冲动能够坚持多少年。其实年轻人现在在国内做一些探索，机会跟以前相比还是好多了。

陈丹青：年轻创作者正在“挣扎”的阶段，其实我们蛮难给什么样的劝告，我相信像这样的艺术家在北京非常多。我相信蔡国强29岁出国的时候很坎坷，也遇到很多挫折，但是我从来不记者他这些。其实道理很简单，第一，你有多喜欢这件事情；第二，你是否能坚持。你有志气就不要来记者我，你会做到。你在生活里碰到文化冲突是很苦的事情，但是艺术家喜欢这种冲突，因为它给了太多的机会，像蔡国强的“草船借箭”，有太多的花样可以玩出来，只怕你没有才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