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顾今日中国美术界，有众多史论家、评论家、艺术家从湖北走出，活跃在全国各大城市，前者有皮道坚、彭德、严善錞、鲁虹、杨小彦、黄专、邵宏、孙振华等;后者有尚扬、石冲、杨国辛、方少华、李邦耀、刘子建、石磊、徐福厚、曾梵志、马六明、黄汉成等。90年代后期的湖北虽然没有第二次“中部崛起”，有点塌下去了，但湖北美院培养的人才却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崛起贡献了重要的力量，可以说，不仅是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就是新世纪的中国当代艺术，如果没有湖北美术家群体的艺术贡献，也会黯然失色。

湖北美术学院的学风是兼容并蓄，拓展创新的，作为湖北美术的生产力中心，这是湖北美术在未来再次崛起的基础。我的一篇《前卫与现代性》的专题论文，就是2004年首次在湖北美院的学报上发表的。记得在1998年，湖北美院就邀请我为师生讲述当代绘画，院里对我的讲座并无特别限制和要求。那天晚上，大教室里坐满了人，许多著名教授如刘一原、徐勇民、周向林、石冲等都来听课。多年以后，有一位青年艺术家在北京的一个展览上对我说，他是湖北美院的毕业生，当年听过我的讲座，受益良多。这让我感到十分温暖，产生了教师所独有的幸福感和自豪感，原来做教师是有价值的，虽然这价值要多年以后才会显现。

湖北波普

“湖北波普”的说法大概是在1992年广州首届90年代艺术双年展期间提出的，但没有流行起来。这一年湖北美院的许多艺术家参加了这个双年展，并且作品大多具有波普艺术特点，从而引起了参加双年展评选的评论家的议论。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任戬的《大邮票系列》(当然任戬、叶恒贵他们组织的“新历史主义小组”在展场消毒，搞行为艺术，已是后现代艺术的作法)，还有李邦耀、杨国辛、袁晓舫、曹丹等，石磊好像画的是意大利歌唱家帕瓦罗蒂，胡朝阳的马是表现主义的手法、郭正善的静物有莫兰迪式的沉静。至于才华横溢的方少华，他是湖北美院少有的色彩画家，作品具有很强的表现主义特点，他们都不算是波普。“湖北波普”的代表人物当属风头最盛的王广义，他的作品《大批判》在这次展览中获得了一等奖，并且有了明确的价位(5万元)。另一位著名的波普画家就是魏光庆，他的《红墙系列》画中既有中国传统的“朱子家训”的线描图式，也有日本的富士胶卷。我曾经到过王广义在武汉的画室，空间不算太大，是在一幢很老的旧楼里，地板还是木头的。炎热的夏天，室内还算阴凉，老房子的味道混合着油画颜料的味道，让人觉得怪怪的。估计这幢楼现在不会在了，大规模的城市拆迁不会放过它的。魏光庆的工作室也在这幢楼里。那时的画家大多数还是在家里或单位里画画，能够专门租一个画室画画的不多，一般是比较有实力、比较牛的画家。大概是觉得魏光庆跟王广义跟的太紧，在画室里，我问魏光庆：“你觉得你的画和广义的画，作为波普，有何区别?”光庆脑子很聪明，马上回答我说：“他是政治波普，我是文化波普。”我一楞，仔细想想光庆说的很有道理。魏光庆的作品，引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视野，虽然没有王广义的作品那么当下和尖锐，但更贴近中国人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欣赏习惯。同样，袁晓舫的作品也是这样，天上是喷气式军机在飞，地下是中国的青绿山水。那么，李邦耀的日用消费品算什么波普呢?可不可以说是“生活波普”?杨国辛的水果和城市诗篇算什么波普?大概算是“城市波普”吧。

在广州首届双年展的研讨会上大家讨论“湖北波普”，其实是有点批评的意味在里面的，同时伴随有一个词，叫“下课”，意思是湖北画波普的画家太多了，容易雷同，可能搞不长久。不过，2009年我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看到魏光庆的一个比较全面的个展，看着他做的那些装满各式日常杂物的小箱子装置，再看看墙上那些当年卧轨自杀的行为艺术黑白照片，我觉得魏光庆还是一路走来，非常扎实地做当代艺术的。再看看李邦耀，不仅画画的越来越好，而且装置艺术《山水教具》做的更好，很有新意，我曾劝他赶紧申请专利。杨国辛的《城市诗篇》也做得很有味道。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消化了西方艺术史上最容易学也最不容易学好的“波普”艺术，理解其文化精神，并且用以返观中国社会，做出自己的表述。后来的青年画家如黄汉成等，画报纸构成的形形色色的城里人，也是继承了“湖北波普”对于城市文化的关注。新世纪以来，由《美术文献》在武汉组织的几次重要展览，还有湖北艺术馆傅中望策划的湖北雕塑展，参与展览的湖北美院青年艺术家都能够将迅速变化的城市纳入视野，进行各种形式的艺术实验，体现了湖北美术敢为天下先的探索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