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卡尔·波普尔的方法论看问题，我们可以发现，所谓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正是通过与印度文明、蒙古文明、伊斯兰文明、满清文明、西方文明的碰撞，才不断形成了新的文化特征，并具有了长久的生命力。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在高新科技飞跃发展的今天。不同文化的相互碰撞已经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它给我们带来了两方面的后果：挑战与机遇。不努力应对新的挑战，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放弃发展的机遇。因此，向刘国松先生学习，怀着宽容的态度尊重不同的文化传统，应该是一个现代人必备的基本素质。如果把本土化情绪与大中华意识夸张到不恰当的地步，只会使中华文明在封闭的框架与缺乏碰撞的情况下走向灭亡；反过来，如果一味地照抄外来文化，则会使中国文化淹没在外来文化的汪洋大海中。更加糟糕的是，作为民族凝聚力的中华文明将逐渐趋向灭亡。刘国松先生的创作实践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些，我们必须很好地面对与研究他所创立的传统。最后，我想以北大著名教授王宁先生的一段话来作为此文的结尾，因为他的话对不同文化如何进行对话，提出了十分正确的态度：

“我们所需要的是既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局限，同时又不受制于全球化，与之沟通对话而非对立。毫无疑问，21世纪文化发展的新格局是不同文化之间经过相互碰撞后达到对话与某种程度的共融，而不是塞缪尔·享廷顿所声称的‘文化冲突’。中西文化交流和对话，决不存在谁吃掉谁的问题，而是一种和谐但同时保持各自的文化身份的共存共生的关系。这就是我对全球化时代的东西方文化对话和交流的发展趋势所抱的乐观态度。”（3）

注：

（1）见《从刘国松与谷文达的比较中看现代水墨画发展的文化情境》，载《现代中国水墨画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台湾美术馆编，P185，民国83年。

（2）见《框架的神话》，载于《通过知识获得解放》，P82，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

（3）见《全球化时代的东西方文化对话》。载于《中国文化报》1999年3月20日。
 

【编辑：唐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