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为什么崇尚理性？

王：谈到崇尚理性还是和当时艺术界的情境有关。当我看老一代艺术家，甚至同时代艺术时，比如形式主义、表现主义等等，我觉得这些东西缺乏秩序感，我希望这个世界要有秩序，在文化上要建立一种秩序感。当然那时比较年轻，想法也很幼稚，其实那是一个带有原始霸权的想法，我希望世界有秩序，所以我谈理性精神。

李：你觉得你强调的“理性”跟西方的“理性”是一样的吗？

王：当然是不一样的。我们谈到理性，但又很崇拜尼采，这完全是特别悖反的问题。现在想来，年轻时说的很多话语整体是混乱的，但有一些话题可能是针对一个特定情景说出来的，所以它一下子被赋于了某种意义。

李：早年你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建设一个新的当代艺术秩序。对于这个问题，你今天是否有了新的认识？

王：它是我青春的一个产物，而现在我对东方文化中的不确定性更感兴趣。

李：你不再对建立新秩序感兴趣？

王：对，相对于新秩序，我认为秩序的不确定与雾状的思想对我来说更重要，是它们令我保持着对艺术创作的兴趣与热情。现在我也会在工作室画一些草图，偶尔写写字，对我而言，这是我记录下模糊的雾状思想的一个状态。这些雾状思想成为别人了解我的重要途径，所以我觉得它们非常重要。对于很多艺术家来说，或许完成的作品本身并不重要，而完成作品之前的很多草图与文字等只言片语，即被我称之为“雾状的思想”可能更有意义，更真实。因为一件完整的作品，人们对它所有的理解都是一个社会学的描述，其实这些阐述与艺术家最初的想法距离很大，所以，相对于作品本身而言，创作背后的雾状的东西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