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力与视觉性的建构:乔纳森-克拉里和他的视觉研究 2011-04-09 12:10:58 来源:99艺术网专稿 作者:沈语冰 点击:
在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建立在暗箱成像技术之上的有关人类视知觉的古典模式,开始被一种新的生理模式所代替。在其中,主客体之间稳定的空间二元论经验主义再现方式,转化为主客体之间不稳定的时间分镜头剧本方式。塞尚《松石图》中的不一致与不连贯,恰好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

(插图1:塞尚《松石图》,布面油画,1900年左右)

 

内容提要:在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建立在暗箱成像技术之上的有关人类视知觉的古典模式,开始被一种新的生理模式所代替。在其中,主客体之间稳定的空间二元论经验主义再现方式,转化为主客体之间不稳定的时间分镜头剧本方式。塞尚《松石图》中的不一致与不连贯,恰好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塞尚正好处于一个过渡期,一方面,古典的感知模式及其再现方式仍然有些残留,另一方面,以电影为代表的机器王朝对人类视觉性的重新建构尚未彻底。正是这种尴尬,造就了塞尚,也造就了《松石图》。

 

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美国当代著名艺术史家,视觉艺术、电影、摄影研究专家。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艺术与理论夏皮罗讲席教授,“区域出版公司”(Zone Books)创始人。著有《观者的技术》(Techniques of the Observer: On Vision and Modern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IT Press, 1990)、《知觉的悬置》(Suspensions of Perception: Attention, Spectacle and Modern Culture, MIT Press, 2000)等。

 

克拉里1987年从伦哥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老师包括迈耶-夏皮罗(Meyer Schapiro)、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杜皮(F.W. Dupee)及卢西安-古德曼(Lucien Goldmann)。在此之前,他曾获哥伦比亚学院艺术史专业学士学位,同时获旧金山艺术学院美术学学士学位。他在旧金山学习电影与摄影,师从詹姆斯-伯鲁顿(James Broughton)、拉里-乔丹(Larry Jordan)、冈沃尔-尼尔森(Gunvor Nelson)。克拉里曾任职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视觉艺术系。1989年起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

 

克拉里兴趣广泛,视野开阔,是国际公认的当代最杰出的视觉艺术、电影与摄影等领域的研究者之一,曾为包括《美国艺术》(Art in America)、《艺术论坛》(Artforum)、《十月》(October)、《装配艺术》(Assemblage)、《电影手册》(Cahiers du cinéma)、《电影评论》(Film Comment)、《乡村之声》(Village Voice)在内的杂志撰稿。他还为大量画展目录撰写过艺术评论。1986年,他成为区域出版公司的创始人之一。该公司以出版福柯(Foucault)、德勒兹(Deleuze)、巴塔耶(Bataille)、列奥-施坦伯格(Leo Steinberg)、欧文-潘诺夫斯基(Ervin Panofsky)等人的思想史、艺术史、政治学、人类学及哲学著作闻名于世。

 

在美国这样一个学院派学者极其多产的国度,克拉里的著述并不算丰富,但质量极高。他平均每10年形成一本专著,每一本都迅速成为业界的重点追踪对象。1990年出版的《观者的技术》,迄今已被译成十多种语言。从此书开始,他致力于现代视觉起源的研究。他的近作《知觉的悬置》出版于2000年,获2001年特里林图书奖(the 2001 Lionel Trilling Book Award),成为当下被讨论得最多的同类著作之一。

 

《观者的技术》提供了对19世纪视觉极其新颖的透视,重估了视觉现代主义与社会现代性的问题。它的基本论点认为,观者不是天生的,或自然的,而是历史地形成的。对观者的这种历史形成的分析,是对当今景观社会的前史的一种引人注目的解释。美国著名学者马丁-杰伊(Matin Jay)评论该书说:“乔纳森-克拉里机智地将科学史、技术史、哲学史、流行文化及视觉艺术混合在一起,巧妙地挑战了视觉文化在19世纪的划时代转型的通常说法。对任何一个关注技术现代化与审美现代主义之间的复杂交互关系的人来说,《观者的技术》都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资源。”[1]

 

克拉里指出,在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建立在暗箱成像技术之上的有关人类视知觉的古典模式,开始被一种新的生理模式所代替。在其中,主客体之间一种稳定空间的二元论经验主义再现模式,转化为主客体之间一种不稳定时间的分镜头剧本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主客体之间进行着不间断的生理与心理互动。正是对19世纪下半叶这个互惠的分镜头剧本的展示,使得克拉里发表了引人注目的续集,即《知觉的悬置:注意力、景观与现代文化》。[2]

 

此书的标题部分地来自弗洛伊德1912年论精神分析技术的论文,在这篇论文里,弗洛伊德告诫精神分析师们要以gleichschwebende Aufmerksamkeit,即“均匀悬置的注意力”来对待接受心理分析的病人。这样一种关注模式试图克服全知全能的医生与无知无能的病人之间的僵化二分法,以便通过在二者之间实施一种即兴、不可预料的互动,来产生新知识。弗洛伊德并不想强使人类注意力的脆弱官能成为一种不可思议、坚定不移的固定焦点,而是认可分析师们处于开放心境,不带偏见地对待世间万物的多知多觉之流。与这种时间流程中分析师的悬置相反,弗洛伊德的哲学前辈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曾宣扬过“一种纯粹化了的知觉,它能成为对时间及身体系统的悬置”。正是这种想要从时间不可避免的流逝中解放出来的冲动,克拉里将其命名为“现代主义的幻想”;而他的书就是对这种幻想的解神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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