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你这次回顾展的策展人杜先生说你完成了西方绘画语言在中国的转移,你自己怎么看?
何多苓:我自己一直想这么干的,我在80年代学画的时候也这么想,那时候是全盘西化,对中国的东西全然没有兴趣,90年代注意到了中国画,当时并没有想放弃油画,改中国画,而是想在油画当中注入中国的元素,我实际上在做这个事情,但是有没有他们说的这么成功,还不敢说,我还在努力。他们作为策展人,会综合起来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他们的事情。
我的任务就只有提供画面,供别人看、尝试,而且我的画能够提供给观众什么样的东西,甚至是不确定的。不同的人看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个很正常,绘画不像文学作品,不像用文字来规定什么东西,就是一个画面在这儿,沉默的,任何一个人在面前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首先会喜欢,不喜欢,看一眼就走,或者是久久的看,或者是这个画引起他什么联想,都可以。我也希望这样,引起的联想越多,就越好。我更喜欢我的画是这么一个东西,而不是一种规定性的,让人一看这个画就知道是什么,没有第二个解释。
他们作为策展人肯定有理论上的概括,从理论上把这个画加以解析,这个是我的画之后的事情,不是在之前,我也不会在之前看他们的文章。好像为自己的画做理论注解什么的,不是这样的。
主持人:范迪安在谈到您的巡展的时候,更多强调士的精神,强调了中国从魏晋以来中国文人的精神呈现和复苏,这一点您认同吗?
何多苓:我从来没有想过,作为这个队伍中的一员在做这个事情,我自己做的事情就像范迪安谈到的,中国的文化也好,或者是正在走向某一个方向,我可能是其中一员。我第一次采访就是他做的,他对我还是相当了解,他做的概括性的结论的话,也是有他的理由。至少我是在做这么样的一件事情。
主持人:问您一个技术性问题,一张画画到什么程度就可以结束?
何多苓:你问这个问题是最难的问题,画到不能画的时候,我就签上名结束,否则会无休止拖下去。这样有时候你画到不能再画的时候,一个除了时间限制以外,第二计划性的限制,画到没有办法克服你的障碍的时候,风格就产生了,在这瞬间风格才产生的。有时候说风格,甚至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没办法往下画了,这样风格就产生了。你提的问题是我经常苦恼的问题,绘画不是开头难,是结尾难,开头很容易,怎么样画完一张画,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但是对我来说是很大的课题,我怎么样完成一幅画。
主持人:那作为一个画家呢,一幅画如何结束您怎样回答?
何多苓:穷尽一切可能性。你没办法,不管是时间、技巧,还是当下状态下你的修养和所能解决的问题,如果没有办法往前走的话,这个画就应该完成了,否则就不应该完成。
主持人:一个画家的生涯什么时候结束?
何多苓:江郎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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