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艺术家与艺术制度的关系非常复杂。在批判艺术制度、质疑艺术制度、甚至是创造新的艺术制度的同时，仍然因为各种原因而成为制度囚徒的可能性。无论是制度内还是制度外的艺术家，拥有对于自身与制度之间的关系的反思视角是非常重要的。但值得庆幸的一点是，他们今天至少拥有了对于制度的选择，也就是说制度的多元化，已经将选择制度的权力交给了艺术家。他们有可能根据自身的利益与发展方向对于制度作出自己的判断。而且他们本人的实践，也同时包括了制度创新的欲望与能力在内。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的创办者荣荣与映里就是一个例子。

当然，在反思制度的前提下，我们可举出一些围绕制度创新所产生的新现象提供进一步的深入思考。一，新制度形式的出现触发了官方与民争利的新情况。比如，民间甚至是半官半民的力量艰苦创成的新制度形式，还是有可能被旧制度形式以某种方式吸纳收编甚至巧取豪夺。一些地方的摄影节，本来由于其民间性而活泼生动，但却被官方从文化产业的角度看中加以攫取。二，利用新制度形式，打造开明形象。明明是经济开放，意识形态保守的地方，却以某种新型的制度形式如双年展的盛大举行，来营造一种意识形态开放、文化发展兴盛、创作自由的假象。不仅如此，这种假象的制造与形成，不只是为了给自己的文化统治制造假象，更是为了自己的社会控制制造假象。这种做法，对于主事者来说，一时上看似聪明，但决不是长久之计。三，非政府组织（NGO）如何与制度创新协调发展，促进市民社会的健康发育。如此，尝试以制度外的制度的活力来促成制度的更新与创造的空间更大拓展，本是好事，但有些地方出现了伪NGO，则造成了对于制度创新的严重破坏。四，这种文化制度上的创新，最后必然会与政治制度创新发生关系。从本质上看，文化制度创新对于当局主事者来，最终可能会生出这种创新会要在非文化层面得寸进尺、与虎谋皮的狭隘想法。这个层面的沟通如何解决，只要文化主政者对于自己的角色认同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相互理解，而只会有误解甚至敌意。

因此，只有能保持对于制度的警惕，才能产生不断地超越制度的局限的想象，并通过自己的实践给制度创新带来可能性，并给既成制度注入新的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了摄影在内的各种文化制度上的新事物的出现，为我们思考“制度”对于中国当代艺术与文化的意义、1949年以来“制度”与中国艺术的关系、在未来“制度”所可能起到的作用等问题提供了思考的契机。
 

【编辑：唐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