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过去你的画文学性特别强。

何多苓：我现在又回到文学性的时代了，但跟1980年代的文学性也有区别。那时候受超现实主义影响，是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意象，有很悲壮的东西。现在没有了，非常平和。

比如《睡美人》，我觉得画一个人躺着没意思，就画了盖着被子睡觉的美人鱼，用安徒生的典故，背景上是海棠树，类似中国花鸟的符号，有点传统花鸟的用笔。海棠和床结合在一起有种荒诞性，而且把空间切断了。传说中美人鱼会浮到海面上，很漂亮，但我限制了背景，美人鱼只是躺在床上睡觉，和水没有任何关系，尾巴也不起作用，而是成了累赘。

《兔子的诞生》，原型是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把维纳斯左右两边的人全部去掉，水是被污染的水。我用我在798买的一个盘子代替原作中的贝壳。《维纳斯的诞生》是古典人体美的典范，身体呈“S”形，表情也非常美。但我把她改造成了很惊恐的表情，身体蜷曲，而且我把关键部位全部遮起来，让她面对一种压力，或者被迫害的可能性，把古典美消解掉。但仍然有她自身的美。

记者：你的地震系列文学性更强。

何多苓：地震时我去了灾区，我印象最深的是儿童的死亡，太多了。我去的时候，北川中学正在往外挖尸体，废墟里埋了几百个学生，那种感觉特别强烈。两个月后我画了一系列这样的画。孩子的身体都是显得若有若无，中间完全断开，像被雾遮住了的幽灵。我在画的下方题了字，马勒的《儿童死亡之歌》有一首标题叫“当风雨飘摇之时，我不应该叫孩子们出门”。我写的是英文，并不指望谁都看懂它。作为画的标题太长了，就改成了“出门未归的儿童”。你会感觉到孩子们的灵魂正在回来，正在寻找一些东西。

记者：《母亲》这幅画很多人喜欢，看了很感动，你觉得打动他们的是什么?

何多苓：这幅照片是我在母亲去世以前两个月拍的，当时她一直住在医院，坐在轮椅上。母亲是严重缺钙，行动不便，最后全身衰竭，她活了86岁。母亲这张脸我画了很长时间，很不容易画，因为老人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已经是一副躯壳了。但是你要画出很复杂的东西，好像没有什么语言，但你必须说出一切。

父母去世以后，我最大的遗憾就是跟他们交流不够。在他们的晚年我挺忙的，也去得不多，有时候去了，也觉得跟老年人没有什么可交流。我画画的时候，感觉到有种交流。我母亲最喜欢桃花，每年坐轮椅都带着她去看桃花，所以我画了桃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