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很多年来你给人的印象是一直不在“主流”之中。

何多苓：我完全习惯了。我是听到我可以不参加我的作品研讨会会特别高兴的人。有人觉得自己是中心，你把他排除在外他很生气。很多时候我乐意当一个旁观者。

我愿意躲在一边做自己的事情，对很多事情保持清醒的观察和认识，如此而已，不一定要介入。我就这样存在了这么多年，虽然经常是若即若离，但是没有从中国美术界消失。他们问我，对你的学生灌输这套吗?我说我从来不灌输，因为他们年轻，更积极一点。像我这样会损失很多东西的。在节奏这么快的当代社会，你还是应该积极一点。

记者：我们可以说损失，也可以说放弃。

何多苓：我们单位要我当院长的时候，我说除非是让我选择当院长还是坐牢，那我选择当院长。结果他们再也不找我了。我也知道我进入官场，我的画立马要翻几倍的价格。但是我放弃了，因为那样太难受了。我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有人的画价本来落得很低了，当了院长以后一下子就狂涨。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喜欢当官?因为确实也有利益在里面。有所得就会有所失，这是绝对平衡的。假如我是另一种状态，我的画也不一样———我自己都不存在了。对我来说消极不是贬义词，是我追求的一个状态，我很积极地当一个边缘人物。

【编辑：李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