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85时期青年艺术家偏于借鉴与学习西方现代艺术的做法，进入90年代以后，一些思想敏锐的中国当代艺术家更强调从中国出发，他们不仅关注当下，也关注当下与历史的内在联系，于是，相继出现了一批强调与改革开放前历史相联系或带有回溯性意味的艺术创作。从整体看去，属于这一范畴的艺术创作，大致有着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它完全否定了由前苏联文艺部门所提倡的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模式与在“文革”中由有关方面大力提倡的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模式；

第二、它并不像早期的、经典的先锋派一味追求艺术形式的变化，而是强调用艺术作品来表达对于历史与现实的反思或评论，强调体现集体与个人的记忆。在这样的过程中，艺术与社会、艺术与历史、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边界也坍塌了，艺术创作随之出现了全新的走势。

第三、它极为有效地借鉴了“后现代”的艺术策略，常常对中国 改革开放以前的历史图像——包括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图像加以翻新使用——或并置之、或戏仿之、或征引之、或影射之，随着一种话语方式向另一种话语方式转换，也就是由先前的图像符号序列向新的图像符号序列转换，当年流行一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完全被超越，被突出的往往是更新的创作意图。这足以表明，所谓历史的图像只是艺术家们使用的基本元素而已，他们最终以自己的方式“洗劫”和“扭曲”了原有的意向，从而传达了全新的意旨。由于新的文化信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回响，所以会让有相关背景的人与作品产生积极的互动关系。

正是基于以上三个特点，这些艺术创作既具有中国文化的特点，也为世界当代艺术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其要旨是强调艺术与现实、历史的关联性，并追求意义的表达。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在一系列重大展览与学术活动中看到。我发现，相同的创作情况其实也在前苏联、前东德、前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已经解体了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或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老挝、古巴等国都有出现。而且，在国外已经有一些学者在潜心研究这一类艺术创作现象，比较有影响的是斯洛文尼亚学者阿莱斯·艾尔雅维茨与玛丽娜·格里茨尼克等人。前者还在著作《图像时代》中，专门用两个章节的文字谈论了相关问题，其中还评介了一些东欧艺术家与我国艺术家王广义、余友涵的作品，给人以很大的启示。（3）另外，2008年5月，在重庆，还由联邦德国驻中国大使馆与四川美术学院联合举办了相应的学术研讨会，一批著名的中外学者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很有份量的学术论文，以致引发了极为广泛的讨论，进而促进了相关艺术创作的发展。我本人也在2009年围绕相关主题策划了名为“历史的图像”的当代艺术展，先后在深圳美术馆与湖北艺术馆展出过。并出版了同名画册。

从我对这一类作品的研究中，我感到艺术家们主要是运用了如下三种不同的方式进行创作，那就是：第一对改革开放前的经典影像加以借用；第二对改革开放前的美术元素加以借用；第三从改革开放前的历史现象中提炼文化符号进行艺术表现。因篇幅都有限，在下面我只结合几位艺术家的作品来谈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