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与艺术批评的方法论建构

本文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表明，在相当一部分中国学者的潜意识中，非中国的当代文化现象、个人或者机构组织，作为中国的“他者”，有其强势的“国际形象”、“方法论”、“价值观”和“灵魂”，正是这些后者决定了非中国的当代文化在今天世界上的主导地位。因此，今天中国的当代文化艺术若想超越非中国的其他当代文化，或者要与其他文化平起平坐，就必须自主地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和方法论，也就是说，要有自己的“灵魂”。这说明，艺术领域价值观的体现和价值体系的确立，与艺术批评的方法论建构，有着重要关系。换句话说，研究和建构艺术批评的方法论，能够在理论上支撑起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观。为此，我们必须首先从方法论的角度考察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取向，从而保证方法论本身建构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我们知道，真实地再现我们所处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是艺术作品的重要内涵。在特定时期，尤其是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艺术的使命就是要反映这种变化给人们的精神生活带来的影响和冲击。我们注意到最近20年来，中国艺术家用反讽、调侃、挪用、隐喻等在内的各种手法来表达人文知识分子对周围巨大变化的关注、质疑和批判，形成了中国1990年代以来当代艺术的一种普遍倾向。这种真实地再现我们所处的生活环境和自然环境的艺术手法，就是建立在工具理性的方法论基础上的一种价值观的体现。那么，这种中国艺术家使用的艺术创作方法，是否具有逻辑的自恰性和学术的有效性呢？从西方语境看，建立在对立和反映基础之上的镜像理论自现代以来，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和批判，从而使自柏拉图以来两千多年的西方艺术理论获得了现代和当代的转型和发展，这其中，价值理性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说明西方花了很长时间通过价值理性纠正过度依赖工具理性的偏差，从而使其艺术创造不断发展。这同时也表明，工具理性的方法论本身必须接受价值理性的考问和检验，从而纠正和完善其表达自我与世界关系的功能，更好地满足价值理性的诉求。19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的确存在着很多学者都注意到的一种注重社会学层面的以写实风格为主的现实主义叙事模式，这是一种再现理论的显现形式。对于这种模式何以在中国出现并成为一种突出的现象，我已在上面提到的成都双年展的论文中做了分析和阐述，在此不复赘述。

我们的确注意到，工具理性的方法论虽然在价值理性的考问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并非能够解释当今日益丰富的艺术创作活动和现象。尤其对于一百多年前还保持着自己独立自足的艺术方法论的中国艺术而言，今天是否完全可以按照西方的理论方法来从事艺术创造，这的确是一个会不断被提起和讨论的问题。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独特的中国社会发展的经验，使中国艺术家的创作手段和媒介涉及到当今艺术领域里的各种新媒体实践，阐释这些异常丰富的艺术实践活动，单凭工具理性基础上的方法论，恐难以顾及和胜任。因此，寻求更加准确和有效的阐释理论的意识，再一次突出出来。这一次，一些学者开始把目光投射得更远，要超越工具理性的方法论基础，希望能找到一种更加符合中国当代艺术创作实际的方法论，而这时，价值理性再一次得到了重视，只不过局限于对艺术市场化的抨击，还没有把它运用到对方法论的建构上去。

价值观与艺术批评方法论，原本并不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但是，选择和建立什么样的艺术方法论，必然是在什么样的价值取向的驱使下进行的，而什么样的方法论也正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在视觉艺术阐释话语上的体现。因此，一方面要意识到价值观问题的解决与艺术内部核心部分批评方法论的建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要在探索和建构艺术方法论的同时，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中去寻找支撑，只有这样，中国艺术方法论的建构才能够成为这样一项重要的工作：将传统文化中合理的诉求，用当代视觉语言的形式进行转换，从而服务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处的一种境界。这才是中国当代艺术内在的价值诉求。这项工作是一个庞大和复杂的系统工程，艺术批评方法论的建构是其中的一个具体子单元，但是又和系统中的所有环节都相关联，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逼近。我在2006年曾撰文表达了自己对这方面的思考，并专门策划了展览，可以作为本文的补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