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所经历和面临的处境、问题与挑战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中国结束了长期的内部政治斗争，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社会经济生活开始步入正轨，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市场商品经济机制的全面启动，使得文化艺术在努力摆脱其政治斗争说教工具和意识形态服务功能的同时，又面临商品化的挑战和影响。就中国艺术而言，因为要摆脱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说教服务功能，艺术界在结束了十年动乱后出现了伤痕美术、乡土美术和新潮美术。艺术在剥离那些中国特定时代强加到自己身上的外在附加重负的时候，参照的标准和观念是从西方传来的所谓启蒙与救赎──另一种外在的元素。这种外来的元素对于破除以往的政治意识迷信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然而它却因过度高扬主体个人的自主意识而流于乌托邦的境地。而当时间进入九十年代后，商品经济机制对于这种虚幻的主体意识的解构必然导致乌托邦大厦的坍塌和抽象的人文价值体系的断裂。于是，作为假想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开始隐身，而新的假想敌──商品化的无所不在，开始显现。在这种隐身与显现的混杂和交叠的缝隙中，中国艺术左突右冲，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矛盾与多元的格局和态势。困难还远不只这些。商品经济的广泛推行，必然要求资本的全球化运作，也就必然使中国绑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这架马车上，文化艺术自然也就在自我的内部解放的使命外，增加了与世界其他文化进行比较、沟通和搏弈的角色。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文化艺术在最近二十多年里所经历和面临的处境、问题和挑战。换句话说，如何正确看待艺术与社会政治、艺术与商品化、艺术本土化与全球化，是中国艺术必须解决也正在解决的课题。解决这三大类课题的方式，对于中国艺术家来说，因人而异。从最近十几年的情况看，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诸如政治波普、玩世写实主义以及后来各种各样的艺术材料和媒介的使用，都是中国艺术家努力的结果，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绩。它们使中国艺术在应对上述三大类课题时表现出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而这些方式方法的创造和使用，展现出中国艺术日益丰富、多元、开放的体貌。
然而，如果我们能够从当代中国艺术的复杂体貌中抽离出来，用一种换位的方式来思考，我们会发现，当代中国艺术所面临的三大类难题，在当代艺术的整体沙盘中，犹如三座大山，阻挡了或者说遮蔽了中国艺术向着更加广阔和更加高远的地带发展，而找到翻越它们的方式方法，成为多年来中国艺术家努力的对象。寻找、创造和使用解决难题的方式方法的过程本身，的确蕴涵着丰富的语用学意义和价值，但是源于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语用学，终究不能替代语义学本身，毋宁说语用学与语义学犹如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一样，两者缺一不可，只不过为了言说和论证的方便，人们姑且暂时将其做一下区分罢了。
这就是说，寻找、创造和使用解决中国当代艺术难题的方式方法，最终不能取代对中国当代艺术内在的精神品质的追求。后者的存在与实现，应该发生于当代中国艺术整体沙盘的更加纵深和高远的地带。正面地、建设性地预见中国艺术应当传递给观者的内核，将传统文化中合理的诉求用当代视觉语言进行转化，从而服务于理想精神家园那种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生境界的描绘和建构，这才是中国当代艺术内在的价值诉求。就最近十几年所出现的解决上述三大问题的方式方法而言，对于艺术家来说其实是与其心中无时无刻不在的对文化家园的向往相联系的，只不过八十年代在结束此前政治劫难的空旷平地上所发出的无家可归的呐喊，被九十年代国内外政治经济和文化形势的复杂态势所暂时遮蔽住罢了。事实上，没有对失落的精神家园的追忆，没有对新的精神家园的向往，没有对内心那犹如古希腊艺术“高不可及的范本”的理想境界的执着，这些解决和认识中国当代艺术难题的方式和方法，将难以持存。
诚然，真实地再现我们所处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是艺术作品的重要内涵，在特定的时期，尤其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艺术的使命就是反映这种变化给人们的精神生活带来的影响。艺术家用包括反讽、调侃、搬用、隐喻等在内的各种手法来表达人文知识分子的关注、质疑和批判，形成了中国九十年代以来当代艺术的普遍化倾向。然而这种建立在对立和批判基础上的艺术观，终究是以工具论为标的的，从发展和未来的角度看，它们无法替代依托在方法论基础之上对中国当代自身的艺术观念和价值诉求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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