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式意识：建构当代中国艺术形态的基本点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建构中国气派的当代艺术形态，方法论的建设是重中之重。不过，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艺术方法论，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它不是对某一种方式方法的具体研究，而是对围绕着中国艺术的现代性和当代性展开的各种方式方法从理论层面上的探讨和反思，或者说，它是关于艺术方式方法的哲学。只有从哲学这样的高度来观照中国当代艺术的方式方法，才能从根本上回答和解决什么是当代艺术，有没有中国特色的当代艺术，如果有，那么中国当代艺术的内在精神品质是什么，中国气派的当代艺术有哪些基本的特征，如此等等。

如果说方法论的建设诉诸的是理性思维和逻辑推演，需要长期严谨的科学分析研究，那么由客观实际存在在人的大脑中形成的意识，作为人的思维活动的基本特征，就显得更加直观、生动而且鲜活，更容易接近思维活动的真实状态。因此，在当代融合中西文化资源中的精华这样一种意识，作为一种自觉，就是中国当代艺术形态的基本点和出发点。

意识，是指人的主观对客观存在的各种属性的反映，它包括人的感觉、认识、感情、经验、趣味、观点和理想等，是人的思维活动的表现形式。人的意识，具有普遍的一般性规律，同时也必然带有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的特点。在当代世界范围内，经济的全球化和文化的交流、碰撞以及人群的移动，使得人的原有的地域意识和民族意识的确出现了模糊化的趋向，但是意识的群落特点和地域特点作为一种烙印是抹去不掉的。应该注意到，冷战结束后，原本两大制度阵营的对垒被多极化的世界政治所取代，虽然在全球资本化的趋势下，存在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单边主义的苗头，但是在思想意识和文化诉求上，世界各国，尤其是欧洲许多国家都普遍强调地域意识，以此与美国社会推行的价值观拉开距离。再有，著名学者亨廷顿早有文明冲突的理论，但是文明的冲突不仅反映在不同地理空间中文明之间的冲突，而且体现在同一地理空间中文明的冲突，这就是同一地理空间中人的意识之间的冲突。所以文明的冲突既带有地域性也带有民族性，不管作为文明活载体的人生活或者工作在世界的哪个国家，他（她）都带有一种特性明显的文化意识。

从这样的认识出发，立足于当下和未来，我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形态的内在基本点是“中式意识”。什么是“中式意识”？让我们从这个概念的外延入手，做必要的清理。首先，它不是简单的“中国意识”。在当代世界，文明冲突尖锐异常的根本原因在于民族主义的过分强调和放大，对于开放的、人口众多的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说，偏执于民族主义的自我意识，显然不利于我们在各个方面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往与合作。从世界历史的发展长河看，世界上许多民族在形成各自民族国家这样的政治实体概念之前，都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国”这个概念的形成历史，远没有以汉族为主的华夏各民族的生存、发展的历史长久。因此，与其用现代形态的民族国家概念“中国”来界定，不如从动态的回溯与前瞻相互映照的角度诉诸于我华夏古代传统宇宙观和哲学观，从表面的地理空间形成的国家意识深入到中华民族内在的传统精神根基。这种对中华民族传统思想内核的指归和提升，是“中式意识”的第二层含义。它的第三层含义在于，与最近十几年里产生、出现和举办过的停留在视觉经验层面的中国题材的各种主张和展览区别开来。许多艺术家和批评家十几年来越来越强调当代艺术对中国经验的反映和表现，无论是已经逝去的还是正在经历的经验，最近更出现了艺术创作和批评的社会学转向的呼声。所有这些都是艺术家在当代艺术的世界格局中寻找艺术的基点和方式的努力，见证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动荡，实现了中国艺术与国际艺术的接轨和对话，因此功不可没。但是，经验层面的中国题材的视觉表现，毕竟因为没有深入触及到传统民族精神品质的根基，所以不少作品往往流于可辨识的视觉符号的堆砌、拼凑，从而使作品有可能降格为观光客领略异国或异族风情的纪念品和旅游品。意识，如上所述，不仅包括经验，还包括了认识、感觉、趣味等其他要素，用“意识”来取代“经验”，就是对经验的一次超越，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深入。

“中式意识”的内涵又是什么呢？从传统的角度看，中国人的思维趋向重内重合，西方人思维趋向重外重分。重合，则重和，重差异或对立的结合相融。中西思维活动特点的这种内与外、合与分的不同，仅仅是相比较而言的，是就其侧重和总倾向而言的，并不意味着西方不讲内与合，中国不讲外与分。中国传统思维意识的这种特点，直接制约着、影响着中国艺术的各个方面，从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的内与外的和谐，到对艺术实际功能的特别关注，到将审美客体与人主体在生命之气化的前提下进行“比类”的形象化思维，到中和与非中和、刚与柔、乐与忿等因素与风格的对立与相济，再到意境韵味的产生。

中国传统思维意识的这种特点，可以用“整体结构的思维意识”来表述，而中国艺术因此就是一种“直觉化的审美方式”。它产生自远古的阴阳五行说。至于儒道和后来的禅宗，则是流而非源。有关中国传统思维意识在随后的历史发展尤其是近现代历史进程中暴露出来的不足和局限，学界多年来已反复讨论，早已形成共识，在此不复赘述。而在西方，西方古典思维的理性主义意识，被康德拿来与经验论一道，接受判断力批判的审辩，从而剥离了附加在人类判断力之上的各种观点，为其后西方思维逼近人类认识的有机整体结构提供了条件。近现代西方哲学、美学和艺术理论的发展，都表明西方在不断克服理性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方面所做的努力（从现象学和结构主义的理论推进中体现了这种整体结构的理论意识），而随着西方对人类思维意识的逐步认识和科学把握，无论在方法论还是在概念、范畴和命题上，都与东方特别是中国思维意识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应该说，人类的思想进程发展到当代，人类的社会生活进展到今天，中西方思维意识在相互比较基础上从整体结构这个内在根据入手的融合，才成为一种理论上的可能。

值得特别警惕的是，中西思维意识的融合决非没有前提，更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中国传统思维中的整体结构意识，并没有经过象西方那样的认识论意义上的深化，而是从阴阳五行学说开始，始终建立于混沌气化的整体涵养之中，如此，一切有可能的形而上深化都直接进入为现实伦理服务的形而下层面，没有在独立、自由的理论想象和逻辑推延的空间中展开。换句话说，没有经历人文主义精神的洗礼，中国传统意识中的民主精神的合理内核，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蒙上封建主义、集权主义等的外壳。
当然，“中式意识”的提出，或者说，从传统文化的最深层——意识中挖掘对于今天来说合理和有效的因素——有机整体结构，决不是古代思维的单纯移植，而是建立在上述一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思想学人殚精竭虑的成果之上的，也是当代中国艺术全面、深入地吸收西方思想和艺术作品之精华的产物。很难想象，没有对世界范围内当代艺术的发展成果的积极吸收和转换，中国艺术会在媒介材料、表现手法、语言形式等方面呈现出如此多姿多彩的面貌，会被越来越多的其他国家观众了解和喜爱。中西艺术的相互借鉴、吸收和融合，不仅是理论的需要和可能，也是现实世界变化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当今世界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物质化的生产经营模式对各个国家和各种文明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响，如何在各国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的情况下，寻找相互之间的共同点，寻找精神上超越于各种争斗之上相通的部分？从文化入手，从文化核心的审美意识入手，来寻求相互之间的尊重与理解，就显得十分必要。

不同文化的内在根据虽然有共通性，但由于文化在历史上的差异性，其内在根据的运作、显现方式依然有侧重之不同。这种方式并不简单地以现代形态的民族国家概念为界定，它更多地以民族历史为指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