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对内在精神品质的追求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变革的产物

如果我们把视野向回追溯得更远些，我们就会发现，今天中国当代艺术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实际上也一直是近现代中国艺术所要解决的问题。从十九世纪后半期到新中国建立这一百年时间中，中国艺术的现代性变革经历了准备、发端、形成与发展、分化这样的历史发展过程。尤其是五四运动力倡民主与科学之时，也正是中国艺术的现代性变革形成与发展进程的开始之日。正是因为中国艺术的现代性变革是与民族振兴与救亡的历史使命精密相连的，所以它从一开始就与实用和功利这样的职能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正因为如此，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和漫画手法，成为中国现代历史上主要的艺术表现手段。虽然在20世纪的抗战之前，在诸如上海这样的个别大城市里，曾经涌动着西方商业文化背景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和吸收的局部潮流，也出现过许多学贯中西、颇有建地的追求艺术的超功利性的思想、文化和艺术作品，但短暂的文化思想繁荣却无法替代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的整体格局。产生于农业文明的中华文化在外力的作用下被迫开始了现代形态的转型，而这个转型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内乱外患。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西方文化艺术从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再到当代形态，始终是与其社会经济的变革和生产力的推动相对应的，其艺术的发展和变革是自主性的，没有受到过多外力的影响和左右。这正是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作为中国艺术史的一个特出阶段的特点。换句话说，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不是中国传统艺术及其思想自生自足地发展过程，而是在外来思潮直接影响下产生、发展和分化的。如果我们把中国传统艺术自身的矛盾称为内因，把西方艺术思潮的影响称为外因的话，那么中国近现代艺术的整个发展阶段，外因始终起着主要作用，尽管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我们看到，中国近现代艺术史如此独特而复杂的特征背后，依然存在着一个基本的矛盾或者说发展线索，即关于文化艺术有无功利性和目的性的对立和争论，也就是艺术的自律和他律的争论。诸如艺术的观念、语言和表现手法等等的其他矛盾和问题，都是以此为中心、为根本而展开和延伸出来的。众所周知，中国古代艺术和美学传统基本上是以儒家思想为正宗的，而儒家思想在艺术和美学上的体现就是较典型的功利论价值取向。随着在外力的影响下近现代中国艺术和美学领域里传入康德等人的美学观点，功利论的艺术观和美学观更加无法适应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可是，超功利的艺术主张和美学要求，由于其自身在理论上的严重缺陷，更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旋涡之中，所以从一开始出现就始终遭到批判和遏制。

从西方传入的各种艺术思潮和美学流派，在其本土有其产生和发展的自主规律和特性，但是到了中国，却总是要与中国近现代特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运动这样的功利性要求联系起来，这就决定了中国近现代艺术和美学思想在吸收外来文化、融合传统文化和创新方面的不彻底性、不纯粹性和混杂性。中国近现代艺术和美学领域的这种先天不足和后天亏损的致命弱点，是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短暂的悲剧历史命运紧密联系的。

从历史长河的角度上来分析，我们会看清，任何一次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都要经历一个长时间的反复消化的过程，在这个长时间里，不彻底、不纯粹、混杂是再所难免的。例如，佛教自东汉就传入中国，我们在二、三百年后的魏晋南北朝中国早期佛教艺术作品中依然能够看到移植、照搬的生硬痕迹。只是又经过了几百年，才在唐朝的艺术品中真正感受到成熟的中国化了的佛教艺术。这说明吸收外来文化艺术而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是一个复杂的生命孕育过程，任何人为的提速和催生，都是不现实的。这并不是说中国艺术的现代转型需要五、六百年的历史时间，时代不同，条件不同，融合的过程长短也是不同的，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但有的只是客观实际和规律本身。

从规模和范围两方面我们发现，始自近现代直至今天未曾真正断裂的这次中外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因为此前诸如先秦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国与国交流、魏晋南北朝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以及汉族与西域、印度等国的交流，都是发生在东方文化内部，而这次却是东方的中国文化与遥远的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彼此差异性之大，使得这次融合将是一次更大的飞跃。

正确认识中国近现代直至今天的这段艺术发展史，对于中国艺术今后的发展以及在世界范围内所作的贡献，都是十分重要的。中国艺术的现代转型虽然准备、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的时间长度无法与西方国家相比，但是一百多年中它所包涵的历史容量之大，应该解决的问题之多，并不比当年西方艺术所遇到的少。不仅不少，而且还遇到外敌入侵和左倾政治意识控制等民族之间、阶级之间、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和争论之激烈、尖锐，在世界艺术史上也是少见的。

一百多年来，中国艺术伴随着反帝反封建和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需要、左倾政治意识的控制、商品化的干扰以及全球化的影响，在艺术自由、自律与实用功利的天平上左右颠簸摇摆；在吸收、融合中外文化的艺术语言、风格和价值取向上跌跌撞撞。它跨越了几个不同的时代，出现了一批又一批在艰难时事中追求中国现代艺术精神品质的优秀作品，闪露出走出传统的中国艺术新的气息。所有这些先辈们的努力，都成为建构中国气派的当代艺术的重要财富。

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艺术虽然在这一百多年里围绕着功利与非功利这条基本线索提出了一系列现代转型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并且在不同阶段从许多角度摸索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但是在实际上真正解决的却少之又少。几十年、上百年前提出的问题至今仍然不断地反复出现。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境遇使然。在西方，通过艺术来肯定人的自由、平等、博爱、尊严和价值等等这样的观念早已作为平常的观念深入日常生活实践中，成为西方人文化生活的准则和道德精神的行为规范，但是在中国，我们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将这样的观念当成全局性的重大课题反复讨论。另一反面是中国艺术面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吸收与变通、融合与创新方面，没有采取辨证的而是非此即彼的简单方式来处理。换句话说，没有从方法论意识的高度来考量中国艺术从观念到语言的形态建构，从而复又使艺术流于外在各种势力影响的简单反映，艺术的自律、自信与自觉无法真正建立起来。

乱世出英雄，愤懑出诗人。历朝历代，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的时期，的确涌现出许多饱含苦难体验的忧患之作，但是更多的优秀的成熟的作品却是产生于各个朝代发展的盛期，中外艺术史概莫如此。进入21世纪的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社会稳定，在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都为中国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国艺术秉承百年现代性的诉求，最近二十多年完成了大幅度的跨越和发展。在中外交流中，中国艺术越来越引起瞩目，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所有这一切使得我们有理由从现在开始从事这样的工作：立足于当代的视野，将传统与现代各方面的资源加以整合，从中找到嫁接、转换中西文化的有效方法，再生出一种独具特色的视觉形象，它具有丰富的历史含义和传统审美价值，同时又是全新的当代视觉图式。换句话说，有意识地建构一种中国气派的当代艺术形态的时候已经到了，一批艺术家富有远见的努力，为我们开了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