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安街到798

泰康顶层空间初创，公司和领导对我并没有明确的要求，两年中可以随性地策划展览，热情和精力得到有效释放，从前举办展览的渴望缓解了许多，渐渐增加的却是更多的疑问：做这么多展览的目的是什么？泰康花这么多钱做展览干什么？泰康能得到什么？回馈社会这种缥缈的说辞能让空间在企业内部存在多久？798 越来越多的专业机构有更好的条件做我们办不了的展览，泰康顶层空间继续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几个问题习惯性地跳了出来：泰康人寿要什么？有什么？能付出什么？我们这个公司内部最小的部门，能给公司什么呢？

这几个问题最好回答的是后面两个：它有钱，能出钱。它要什么呢？投资、产品、慈善、回馈社会、美术馆，都可能是公司对艺术的长期需求、愿望。在这个庞大的金融企业里除了陈董没人愿意看什么当代艺术展，每次展览都让其他想在这儿开会的部门牢骚满腹。原因很简单：展期一个月，每天看不见人来参观，他们开会也不能用。展出的内容常常也让他们无法接受：这些东西是不是有失公司体统？客户看见了对公司怎么看？他们态度真诚，担心此事对公司前程有影响，情感真切。有时，有人利用当天展览关闭后的时间在里面开会，便先要对作品进行一番处理：拿桌布把作品盖起来。或许他们真的很难面对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更不知道他们内心怎么看我：一个成天跟污七八糟的东西和人搅在一起的人。有时，他们到高层领导那里告状，对于公司里一个只花钱不挣钱的人，尽管高层也不甚理解我存在的必要性，也不喜欢展览的东西，但因为对陈董的远见卓识深信不疑，他们都坚决服从陈董的安排，耐心平衡每次的矛盾。所以尽管不怎么受欢迎，在公司楼上办展览的日子我也没觉得太为难。

了解陈东升先生的人都知道，他坚信经济发展后文化的繁荣。他喜欢艺术，喜欢美术馆，经常利用在国外出差的机会带同去的员工参观美术馆。对于有些国外著名美术馆就像纽约MOMA 现代艺术博物馆，最初是由民间力量建造的非常推崇，流露出对于大文化能力、大气魄的赞佩。他常说，泰康未来要建造自己的美术馆，话语中充满对泰康未来发展的憧憬和强烈的社会责任。由于常常与在京的使馆人员交往，有几次到欧洲办展览，我对西方艺术的社会化程度，对西方企业与艺术的关系，特别是大企业或金融企业的艺术收藏也略有了解。以陈董的气魄，建立泰康未来的美术馆是他的梦想，这应该就是泰康人寿想要的。

虽然没有正式的会议或成文的工作目标报告，“为了泰康未来的美术馆而努力”还是成了泰康顶层空间明确的长期工作目标，建立有意义的收藏也就成为首要任务。2005 年我有了一个同事，虽然公司只跟他签了临时工作合同，但毕竟这个部门不再是我一个人跑单帮了。

如果说2006 年到2008 年当代艺术价格短时间暴涨让人记忆犹新，那之前的几年画廊和展览机构的飞快发展也恍如转瞬之间。正在我们寻找方向的时候，仅两三年的时间798 就成了北京的当代艺术中心，规模巨大而且非常专业。各种具有国际水准的、专业而漂亮的、高大宽阔的展厅，和不知哪儿来的大量资金，打造出一个个宏伟制作的、极其国际化的展览。与它们相比，远在长安街畔的泰康顶层空间看起来“偏僻”、孤单，物理空间也完全不专业，不再被人想起，我们有点落伍了，有即将被人抛弃的危险。

北京的画廊数量猛增，竞争日趋激烈，对空间的硬件、资金、专业化要求越来越高。如果仅仅帮公司买东西，泰康顶层空间展览怎么办？明确了与公司的关系，有了长期工作方向，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好像我们光是作为一个企业的艺术品收藏部是不够的。习惯性的问题又跳了出来：泰康顶层空间要什么？有什么？能付出什么？

2006 年年底我们搬到了798 ，藏身在一个安静的角落，展厅、办公全部面积只有100 平方米，但是泰康顶层空间步入了新阶段。不是因为迁到798 ，而是因为我们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有了自己的空间理念——鼓舞与激励：鼓舞艺术实验精神；激励年轻艺术家实验探索。这个定位使我们找到了自己在艺术界的努力方向，隶属于金融企业的同时，自身也是独立的，是一个研究、支持实验艺术的专业机构。与其他机构的区别有二：其一，我们有一个明确的服务对象，泰康是我们的服务主体；其二，我们是以支持赞助而非交易为目的的非营利机构。这一年我们为公司买到了很多件好东西，孟禄丁、张群的《在新时代——亚当、夏娃的启示》、肖鲁的《对话》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