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波普大概是90年代中国前卫艺术创作中的重要现象之一。它的主要特点是综合了美国Andy Warhol式的波普(Pop Art)和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领袖崇拜和群众革命大批判的视觉形式，其主要代表画家为王广义、余友涵、李山、刘大鸿、王子卫、冯梦波(舒群、任戬二人很快退出这股潮流)等。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曾经在85美术运动中对推动旨在倡导人文精神和文化建树的“理性绘画”的创作起过重要作用。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他们开始由以往的形而上的“严肃性”艺术转向通俗的“喜剧型”艺术。

王广义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1988年，他开始结束“后古典系列”，开始画毛泽东像，那时他曾拿着一幅毛肖像的草图给我看，其完成的作品即是后来在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中展出的“毛泽东一号”。此后，他画了一批明显受到Andy Warhol影响的作品，如“批量生产的圣婴”等，开始从毛肖像的写实油画效果转向了“波普”的印刷效果。1991年开始，他重绘了一些曾作为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判专栏和红卫兵战报的刊头的工农兵形象，并在画面下方写上“可口可乐”、“柯达”等中文字和直接的英文商标字样“Koda”和“Coca Cola”等。

余友涵主要画一些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毛泽东像和领袖照片，同时更强调了色彩的鲜明性和单纯性，以这种通俗、祥和、“喜闻乐见”的形式去烘托夸张一种“人民领袖爱人民”的气氛。在这一方面，王子卫的作品与余友涵的比较接近。

李山的作品没有王广义和余友涵的那么“热烈”，而是以胭脂色与蓝色加上黑色去描画毛泽东和莲花，喻示了冷酷与诱惑的双重心态。刘大鸿则爱将政治领袖、革命样板戏人物等革命政治形象与传统文化中的神话传说、民俗故事乃至文人山水画形象统统拼凑成一个“大杂烩”，似乎讽示了政治神话的传统出处。

“政治波普”现象在85美术运动中即已出现。如果我们把“反讽”(synical)作为“政治波普”的美学策略的话，这种现象甚至可追溯到70年代末的连环画《枫》。这一时期，社会上对江青四人帮和林彪集团的批判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灾难的反省已达到高潮。但是，《枫》的作者在描绘江青和林彪的形象时，并没有按照时尚的漫画丑化手法，而是原封不动地将林彪、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手捧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的正面形象搬上了画面，这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这里，作者试图以“中立的”、“客观的”态度复现那个人们曾熟知的“真实外观”以达到解构其假象的目的。因此，反讽一般是以模仿、再现、复制的中立化手段截取某一片断，而后将其置入或并置在一个截然不同的上下文语境之中，以造成一种“假冒”或“假充”(Masquerade)的效果，从而使其收到“假正经”的滑稽效果。

这种手法还可从“星星画会”的王克平的《佛》那里看到。王将佛的慈悲之状与毛泽东头戴军帽的形象合而为一，也收到了一种对毛的“和蔼可亲”的真实性的消解。当然，《枫》和《佛》的作者利用反讽的手段去批判、表达和暴露某种现实之“真”和“本质”，不似后来的“政治波普”的反讽即是反讽，反讽即是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