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余友涵

Art World: 我注意到您的绘画有个特点，创作风格上有种理性变化，从抽象艺术到波普艺术，再到风景画，然后又回到抽象。为何会有这种变化？是什么促使您改变创作风格？

余: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环境相对来说比1978年前要宽松多了，我们可以画一些自己想画的作品，而不需要像五六十年代那样必须画全国美展那种形式的官方绘画。我是1943年出生的，6岁时正好赶上国家解放，可以说我目睹并亲身经历了从解放到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变化。当我有机会可以画自己想画的作品时，我就想画一些比较远离政治的，可以让我清静的作品。我喜欢看老子的书，也很欣赏老子的无为思想。所以当时我就选择了抽象绘画。我是1980年开始画抽象的，1985年时，我找到了“圆”这种创作形式。1988年时我开始接触政治波普。1990年五一后我基本上停止画抽象作品了，而转向波普艺术。1988年到1990年是这两种绘画风格的过渡期。

Art World: 您刚才提到选择抽象绘画的原因，但是为什么您决定从抽象绘画转向政治波普呢？

余:从抽象绘画转向政治波普主要还是由当时的社会背景引起的。我一直比较关注我们国家的变化和发展。希望通过我的画能够为国家做点什么。但是抽象画是给小部分人看的，有点小资，是象牙塔。早期时，我觉得没关系，因为绘画完全是我个人的行为，个人爱好，也没有画展或公共露面的机会。到后来我就觉得有必要转变绘画风格了。偶然原因，我看到了一本西方出版的关于政治波普的小册子。而那个时候，我对抽象画的各种想法也都尝试过了，就想着尝试新的。由于当时不需要受画廊的签约限制，自己想转也很容易。受西方艺术家的影响，特别是美国，如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还有英国的波普艺术家如理查德-汉密尔顿（Richard Hamilton），我模仿他们的创作，尝试画一些人民币什么的。

Art World: 德国有个艺术家叫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在他一生的创作生涯中，他经常尝试不同的创作风格，有时创作模糊照片图像，有时绘画抽象画，有时又创作社会现实主义画。在西方，很多人因此而熟知他。很多人认为他的创作风格是后现代主义的，意思是指他绘画没有一个清晰的方向。有意思的是，您的作品也是变化多端的，但您与李奇特不同的是您的变化轨迹是一个圈儿，从一个起点开始变化，最后又回到起始的那个点；而里希特呢，他是这个点到那个点，那个点到另一个点。您自己有没有意识到您在转圈儿？如果有，那为什么要这样呢？

余:中国有句古话叫“落叶归根”，意思是回到起点，从哪里开始就在哪里结束。我创作风格的转变可能还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吧。我研究过里希特的画。他的画把抽象和具象合并成一个力量，统一起来。比如说，他的有些绘画作品是先画一半的风景，然后用涂鸦式的抽象颜料将风景盖了一半，这样，在一幅作品中，既有纯具象，又有纯抽象，还有一部分是介于具象和抽象间的过渡，它们成为一个整体。而在中国艺术中，欣赏角度不是这样，它是随着观赏者所处位置及角度的变化而变化。最直接的例子就是中国园林，是一层接着一层的，有点像欣赏中国国画的长卷，慢慢展开。而外国的公园就强调一个整体。我不知道我的理解是不是完全正确，但是我觉得从文化角度比较，可能是这个原因造成我和里希特的不同。另外一个原因呢，我的个性是不喜欢坚守一个阵地的，像有些艺术家，喜欢在一个地方打一个洞，打得很深。我比较喜欢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八十年代西方的艺术一下子全部展现在我们面前。当时由于年轻，西方的流派都想了解，从来没去想把自己局限于一种流派。我当时是学校的美术老师，既教学生画风景，又教他们画景物。我自己又喜欢抽象画。我去了解西方不同的绘画风格纯粹是个人爱好。我就跟着自己的感觉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