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990

Art World:里希特之所以采用不同的创作方式，主要是因为他所处的历史背景。在西方，现代主义迫使艺术家纵向发展，也就是越来越专长于某一种创作方式，这样导致绘画的创作空间越来越小。现代主义之后绘画似乎已经不可能再发展了。很多人开始怀疑绘画的可能性。而里希特却试图寻找一种可以继续绘画的方式。我想中国画家可能与西方不一样，可能没有对绘画的可能性产生过怀疑。你们可能更倾向于自我表达，追求自由。那么您对中西方这种不同又是怎么看的呢？您对绘画的可能性产生过怀疑吗？

余:我觉得在科学家研究一个问题时，不能今天研究这个，明天研究那个。而艺术是人对自然、外界的情感表达。外界变了，艺术家对外界的这种变化也应该有所反馈，有所表现。

Art World:值得注意的一点是1978年后中国和西方国家所处语境的不同。在西方，五十年代之后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家常常在作品中表现出对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失望、讽刺、否定情绪。中国艺术品不是这样。五十年代之后，中国的社会语境是乐观的、发展的。那您在八十年代创作作品时，是否意识到中国和西方国家间语境的不同？是否意识到中国艺术家在创作当代艺术作品时，所处的境况与西方艺术家是很不一样的？

余:我们当时有关西方的信息不够多，也不够全。西方的抽象画，所知道只是蒙德里安（Piet Cornelies Mondrian）等人。1982年前后有一个来自波士顿的抽象画画展在上海展出，我才看到一些新的抽象画作品。当时，我们对这些新作品中人物的内在想法也不了解，只能看到表面的情态。关于语境，西方人觉得我们是乐观的，而我却不这么认为。我创作“圆系列”时，是逃避的，觉得社会太吵闹了，我需要找个地方，象牙塔之类的地方躲起来。有些画，如玩世现实主义艺术中所表现的并不是乐观情绪，而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人被异化的一种反叛。补充说明一点，我觉得我的毛系列作品应该属于民俗画或历史画。我这些作品中都有一个非常光明的背景，但是若仔细看，就会看到光明背后隐藏着某种不稳定因素，灾难可能会来临的感觉。对于毛，虽然我现在不像以前，特别是文革期间那么崇拜他，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应该全盘否定他，我也不赞成西方某些对毛的宣传。没有哪个国家领导人不想把自己的国家搞好的。如果说我想通过我的画，对社会做点影响的话，那我是想通过我的画，将他从神的地位往下拉一些，但我不想将他妖魔化。

Art World: 您提到想找个象牙塔躲起来，这种想法是不是受中国传统文人文化的影响？

余:对，中国历史上很多文人有些时候就是这样，他们当官不一定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了报国。报国不成，被皇帝贬职后，只好归隐。所以一进、一退。而我自己呢，我觉得我是先退，可是，八十年代后期，整个国家都热血沸腾，我也就想进了，不想落后于时代。当然，我这种艺术行为不可能像有些行为那么有感召力，我的画只是小浪花而已。

Art World: 您的作品《50年代》让我想到毛引用过的中国春秋战国的典故“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我不知道您创作这幅作品时的意图是什么，您又是怎么看待我这种解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