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述：出国后第一次回来参加艺术活动是什么时候？有什么感受？

刘宇：2００1年回来参加第一届成都双年展。那个时候在国外已经听到了很多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事情，而且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上也开始有影响力。但是国内展览的操作模式，对我来说这些概念还是很抽象。这次成都双年展可以说是国内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开的呈现中国当代艺术（架上绘画），而且是第一个民间与官方混搭的大型展览，所以我回来参加这个展览的时候也觉得特别有意思。当时艺术圈的各路英雄好汉都聚集在一起，我印象很深。

杨述：那时候做了一个很前卫的作品。

刘宇：是的，可以算是行为艺术，是照片与影像的结合。那个时期除了画画之外，开始对图片很感兴趣，有一些偶发的想法，也得到了主办方的支持，而且当时的展览主要还是以架上艺术为主，所以这个作品做出来以后反响还是很不错。

杨述：这种类型的作品在你2００1年从法国回来之前有没有类似的尝试？

刘宇：2０００年左右开始接触电脑，对照片的photoshop很感兴趣，当时创作了很多组合图片的作品。

杨述：０1年左右的艺术状况跟现在是无法相比的，当时的巴黎和中国对比起来哪些对你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

刘宇：欧洲在上个世纪经过了很多艺术流派之后，在我到巴黎的时期已经变得很平淡了，已经不会再产生大的艺术运动了，也看不到很刺激的事情。中国当代艺术如火如荼、热火朝天的气氛对于在法国待了很多年才回来的我感觉非常新鲜，所以觉得能卷入这个浪潮也是很高兴、很刺激的事情。

杨述：对于你们这批人，像陈丹青等等8０年代就出国的人应该算是第一批了，除了老师辈的公派出国的以外，再早一点的话像彭万墀、赵无极等，他们跟你们应该有非常不一样的状态。

刘宇：早期留洋派是徐悲鸿、刘海粟这些人，因为当时巴黎是世界艺术的中心，所以学习艺术的人都选择去巴黎，那个时期其实现代艺术已经很流行了，虽然就资料来看，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还是有一批人像林风眠还有有现代艺术的创作，但是中国解放后的官方立场，现代艺术就在中国完全终止了，实行的是徐悲鸿  和苏俄那一套写实主义体系。他们当时在巴黎学习的时间也很短，也无法了解真正的现代艺术，真正了解并融入西方现代艺术的应该算是赵无极、彭万墀这批人。彭万墀作为四川人，老前辈，六十年代移民巴黎。他也算是在西方的中国艺术家中的奇人，他一生的经历非常有意思。我大概说一下，因为我跟他比较有缘分，算是有些了解。他1949年跟随父亲到了台湾，曾是“五月画会”的发起人，6０年代定居巴黎，应该是第一个参加卡塞尔文献展的中国人，很了不起，但是后来就慢慢淡出了。

1985年彭万墀先生当时作为客座教授在中央美院、浙江美院四川美院等院校做讲座，放映了很多幻灯片，对我们了解西方艺术有很大的帮助，当时没过多久我就出国了，所以到那以后我就跟他接上头。 我一直跟他有些来往 ，特别是后来有些艺术学院的老师到巴黎时，我就带着他们去拜访他。98年的时候有一件大事，他手头有很多古典油画和印象派的小作品，还是很具规模的，当时台湾故宫博物馆想收藏他的这些作品，但是他还是想把这些艺术品捐献给大陆，毕竟那时候资源有限，于是我就陪他去上海美术馆谈这个事情，但是没有谈成。

（我们这批8０年代中期出国的人，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说，在学校接受教育讲到印象派、野兽派、毕加索等就到头了，到了西方一看，整个人都被搞蒙了，当时我在图卢兹美术馆第一次看到装置艺术的时候，就完全搞不懂那些石头、树枝   ，垃圾堆在展厅是什么意思。）

杨述：85年你出国的时候，国内刚好在经历‘85新潮运动，一个学习西方的艺术思想的解放运动。你当时到法国图卢兹后那里的体制对你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