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现场
2011年9月21日下午2:00，超有机高峰对话的第二场正式开始。此次为我们带来高峰对话的是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以及来自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艺术学院的院长托尼.克拉格。论坛由此次展览的策划人，中央美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主持。他首先向大家介绍了本次对话的主题《艺术作品与现实生活的关联与界限》。随后，他为我们介绍了本次论坛的两位贵宾，两位东西方权威艺术院校的院长：东道主潘公凯院长，及来自英国的托尼-克拉格院长。
潘公凯院长表示，希望以托尼的艺术发展作为研究个案，以此为线索，为我们分析艺术作品与现实生活的关联与界限问题。托尼-克拉格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由自己的教育背景出发，为我们讲述他的艺术之路。他的父亲是一名航空工程师，上世纪50-60年代，由于父亲工作的原因，全家人在英国各处居住，他也不得不不断转学。当时，他对学校的兴趣完全建立在科学技术的基础之上，认为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任何问题。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实验室里做技术工，在那时他处在一个科学世界中，可以说与艺术是毫无关联的。1968年，欧美文化的变革让这个少年意识到，自己从事的并不是自己热爱的事业，生命正在被白白浪费。绘画，成为他减缓工作压力的手段。他称自己是在朋友的鼓励下去进行美术学习的， 1969年在英国西部的一所学校学习，一年后转去伦敦的一所艺术学校。他表示自己的艺术生涯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欧洲艺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深受美国艺术的影响。然而六七十年代信息的不畅导致欧洲很难接受到美国艺术的最新进展。进入七八十年代，一系列的艺术运动发生了。他们刺激了很多艺术家选择用尽可能多的材料做作品。大量简单的几何图形、不明朗的基本概念、激进的重复性创作，缺少深入考虑的作品的让他感到反感。这也让他开始考虑，作品主题可以结合材料进行思考，艺术家应该将头脑中的一切观念搜集在一起，赋予其意义，再通过艺术家的大脑重新释放出来。
托尼-克拉格表示自己的作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更多考虑把已知的转换为另一种东西，一种已知存在下的例外，通常是几个作品作为一组进行展出。代表作品如《下一代》、《薄肤》。第二阶段，大约20世纪90年代左右，他开始试验不同的形式，他的作品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主要是关于自然理性的存在形式。比较经典的思路是“摞”的概念。他运用了早年学习过的力学上的知识，在不使用粘合剂的状态下，将一片片物质摞成一件细高的作品。随后，他选择将作品伸展向空间的不同方向。很多时候，由于使用材质的不同，做出的成品往往在他的意料之外。
潘公凯院长在艺术家托尼-克拉格做完自述后，再次提出此次讲座的题目—《艺术作品和现实生活之间的关联与界限》。他提出，在托尼的早期作品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作品与其早期生活经历的关联性。精准的模型制作能力，酷似工业机器的作品外观，这得益于他早年学习科学的经历。因此，潘院长推断：一些带有几何形和机械构件的作品是托尼的早期作品。而在托尼后期的艺术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艺术家对于常规造型的改变：作品外观脱离了机械形审美趣味，走向有机不规则形状，这意味着作品与生活的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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