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红光亮”——一种历史主义的现实描述

我用“当代-红光亮”来概括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注重毛泽东时代美术的视觉经验，寻求它在当代文化情景中的合理转换，并且再生出多姿多彩的新的视觉形式这种语言特征。“当代”不仅仅是一个时间区隔的概念，更重要的是一个文化针对性的概念，即针对中国社会的商业化和市场化在文化上的反应做出判断的概念；“红光亮”也不仅仅是指代毛泽东时代群众文艺的视觉色彩特征，更重要的是它所包含的自上而下给定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寓意。这两个概念的组合并置，形成了两者之间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这意味着两个原本独立的文本之间其实有着相互依赖的关系，完全自律、自足的文本概念是不存在的，事实上，文本总是在吸收和改造其他的文本，它是其他叙述和声音所遗留下来的踪迹和回声，尤其是当两个文本概念在时间顺序上前后相连的情景下。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继罗兰-巴特之后，在1966年创造了“互文性”这个术语。她认为文本本身并不具有恒定的意义，文本的意义是在串联和解码的过程中获得的，这就是说，毛泽东时代群众文艺的视觉经验，正是因为当代艺术家的视觉语言的实验而获得了不同于其所谓的原有意义的新意义。同时，当代商业社会的视觉经验因为与毛泽东时代的视觉经验有着共同的本性而实际上可以互相借鉴和交换。

因此，“当代-红光亮”不是一个完全自足和封闭的概念，它是一个开放和发展的互文性描述，因为历史从来没有与现实截然分割，现实也从来不能没有自己的针对性，这也就是我们在本文的开篇所言：“没有无原无故的艺术现象，也没有无原无故的艺术特征”。

那么，现实究竟有那些现象和经验值得用“当代-红光亮”来概括的呢？在今天这个以实际效能为准则的商品经济的时代，中国的地理景观日渐城市化，社会生活的节奏日益加速，人们的精神生活正在变得多元和模糊，对历史的纵向追问正在越来越被转瞬即逝的各种横向沓来的信息和事件所取代和包围，本质与现象，真实与虚妄，历史与时尚正在模糊彼此的界限，而唯一可以令人感到片刻满足的便是即时性的身体快感和短暂得不能再短暂的视觉浮掠。

色彩作为艺术表现的重要元素，必然变得益发鲜明和夺目，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捕捉到快节奏的律动，才能把纷繁复杂的物象留在人们的视网膜上。以色彩见长的视觉艺术，在当代中国终于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将现实社会生活中不可思议的各种神话事件和惊人之举所带来的诱惑、律动和乖张，在色彩上戏剧性地加以提炼和强化。现实世界“五光十色”，艺术表现则更是“锦上添花”，现实之美远不如艺术之魅。这是一种新的视觉真实，因为它真实地再现了当代中国所发生的令人迷惑和越来越不真实的一切；这是一种新的艺术真实，因为它真实地再现了这里弥漫着的无根和浮华的虚幻；这是一种新的色彩真实，因为它真实地再现了这里到处充斥着的色彩的矫情和妩媚。这是一种对现实零距离的切入，是切入到“如火如荼”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精神生活现实的深处发掘出来的一种别样的视觉语言特征，它夺目但却贫乏，这是一种对无奈保持着清醒意识的美学趣味。如何在充满物质主义五光十色的商品世界中，保持艺术的文化方位性和倾向性，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与“黑白灰”冷色调的艺术追求远距离地凝视和质疑现实的谨慎方式不同，“当代-红光亮”的艺术恰恰采取零距离深入和贴近现实的积极方式。这两种方式看似截然不同，实则殊途同归，都是当代中国严肃艺术家关注社会发展和变革中出现的文化精神问题的视觉努力和表现，将成为一个时代的重要视觉特征而载入史册。

 2008年6月初稿

 2009年9月二次修改

 2011年8月三次修改

【编辑：汤志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