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在关牛棚期间，蔡亮在绘制毛泽东像

对于儿童的描绘，在蔡亮的作品中，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寄托着他对于孩子的喜爱，寄托着他对未来的希望。在《延安火炬》一画中，处在最前面的，是身背大鼓的少年，他那欢乐的神情，与蔡亮少年时的神貌竟有几分相似！1962年创作的《借宿》，处于画面主体的，也是一位藏族女孩子，她那专注穿针引线的神态，给我们以多少睱想！1964年创作的《贫农的儿子》，最吸引我的，却是那两个面色黑黝，衣衫褴褛，长途跋涉，追赶红军队伍，要求参军的孩子。1978年创作的《杨家岭的早晨》，毛主席和一个小八路在晨光里共同为菜苗浇水，意味深长。即使是在1978年创作的《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这样严肃重大的历史场景中，位于前景的主要人物仍然是为陕北农民高高举起的小红军号手。更不要说《花灯迎春》中陕北老汉递给孩子拨浪鼓的亲切场景。在那个时代凝重的政治氛围中，蔡亮在重大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没有像后来的大多数革命历史画那样，将画面最主要的位置给予伟大崇高的领袖，而是将重要的位置给予了少年儿童，让画面充满了人性的阳光与温暖，这体现出一位艺术家独立自由的思想和生命价值观。

讨论艺术创作中的“自由”，在这里可以稍微涉及一些有关“自由”的思想史。这方面，18世纪的德国艺术史家温克尔曼在《古代艺术史》（有邵大箴中译本）一书中，对于艺术创作与自由的关系，有过很有意义的研究。温克尔曼认为，“自由”是一种认知的条件，他在论述希腊的自由体制对于艺术繁荣的影响时，指出“自由”有两个层次：第一个是国家政治体制的自由开明；另一个就是艺术家心灵的自由。在温克尔曼看来，前者显然是后者的条件，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艺术家的创造力才得以自由的发挥，进而使艺术繁荣。也就是说，自由的政治对于艺术的繁荣来说是一个必要条件。外在的政治自由和内在心灵自由的统一才能创造伟大的艺术。在温克尔曼那里，自由是完美的社会的属性，是艺术完美的征候或条件，同时也是艺术创作自觉的状态。［8］在特殊的时代政治氛围中，作为一个有着自由思想的艺术家，蔡亮把他的政治观点深深地隐藏在艺术作品中，以对于人性的美好的表达和对于未来的理想，寄托了他对于社会现实变革的期望，以及他对祖国未来的深沉渴望。

对于在新中国美术占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艺术，蔡亮在其晚年的回忆中，做出了深刻的反思。“现代的青年对我们那时候的生活、对文艺界的状况没有体会，完全不了解，或了解的很少，现在一些学生觉得我们当时的画是那么没有个性、没有自我，那样缺少个性的体现等等。他不知道那个时候强调的正是“忘我”。思想改造，要求自己的感情符合工农兵的感情，符合党的政策的需要、政治的需要。但是我想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因为文艺作品可能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历史上有很多东西也不完全是脱离当时的统治阶级的意志的。比如文艺复兴时一些作品还是属于宗教画范畴的东西。敦煌壁画也同样，它不完全是按照作者个人的意图来画的，而是一种命题性质的东西。但是只要作者画的时候是比较诚恳的，是他自己的真情实感，有所动情的，总还是留下一些可以看的东西。” ［9］蔡亮的革命题材创作实践表明，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最重要的是创作者的真情实感，历史画的创作应该源于历史高于历史，我们期待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应该是艺术博物馆里的藏品而非历史博物馆里的陈列品，最终这些作品是艺术而非历史，它是艺术地表现历史而非客观地记录和再现历史，艺术中的历史不等于现实中的历史记录与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研究。所以，并不是所有的艺术家都适合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如果没有对革命历史的研究和高超的艺术素养，没有深厚的艺术积累，艺术家临时性地接受任务并且要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作品，很有可能会出现质量平庸、图解历史的作品，浪费国家资源。

对于他一生投入巨大精力所创作的革命历史画创作，蔡亮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指出现实主义绘画不等于照片式地模仿和再现生活，“这些画是体现对象为主的，而不要求在画上作自我的一种体现。这些画尽管是写实的，但也不同照片一样。因为我是一个活人，有我自己的好恶和取舍，有我对这个人的感受和认识，所以它毕竟还是画，而不是照片。”［10］蔡亮认为解放初期的文艺思想主要是从解放区来的那一种文艺思想，不仅是中央美院，全国也都如此，中央美院更集中一些。“那时的文艺当然有它的不足之处，紧跟全国刚解放的政治形势，要求在艺术中贯注更多的政治意图是必然的。但我觉得那时的艺术创作有一个好处，画的画倒不像文化大革命以后画的一些假的东西、虚伪的东西，尽管有些画左一些，政治倾向性过分一些，但它是真诚的，它的基本东西是感人的，作者诚心诚意地想这样表现，说心里的话，观众也是这样看这些东西的。那些作品总的看还是健康的，能够留下来的，是在历史上能够存在的一些作品，还不能把它归到伪现实主义的范围里头。”［11］

而在陕西的20多年创作生涯中，虽然创作的时代氛围仍然是党的一元化领导，离不开毛主席的讲话精神，离不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包括以后提出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原则。但蔡亮却从下乡到农民那里获得了心灵的自由和生活的快乐。“那几年对我们的思想改造也抓的相当紧。我们自己也的的确确认为罪恶深重，在那儿比较认真地改造自己。除了被迫的开会以外，我最乐意的改造方式就是下乡。因为下乡省了很多啰里啰嗦的事。到底下当然生活上没有城里舒服，但是精神上觉得解放一些。下乡总是有任务，但有时候没有任务，比较自由一些，自己出去画画，这是很开心的事情。”［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