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为胜:再论“传统”与“新传统” 2011-12-20 16:13:52 来源:浙江在线-美术报 作者:汪为胜 点击:
以上“十新”,只是想表述“新传统”的内容、形式等,是否 “新传统”,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和研究。此次,正逢中国人民大学画院首届中国画名家工作室办展,并以“新传统”为主题,故有感而发。当然,对于“传统”与“新传统”的课题,本篇只是抛砖引玉,谬误之处还请方家不吝赐教。

以上“十新”,只是想表述“新传统”的内容、形式等,是否 “新传统”,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和研究。此次,正逢中国人民大学画院首届中国画名家工作室办展,并以“新传统”为主题,故有感而发。当然,对于“传统”与“新传统”的课题,本篇只是抛砖引玉,谬误之处还请方家不吝赐教。

 

2010年岁末,曾撰写一篇“新传统臆说”拙文,其意大抵归为二层意思:一是强调“传统”的重要性;二是提出“新传统”的可能性。坦率地说,当时只是个概念而已,至于传统的实质是什么,“新传统”的内容、形式等诸多问题,并没有加以条分缕析。恰逢今年再次遇到“新传统”这个学术问题,我想有必要进行一次更为详细的说明,这也许为今后这个问题的研究做造砖铺路的工作,或者说提供一些辅助性的作用。

 

 

我们要说“新传统”,必然使人联想到传统,不管怎样强调“新传统”是指当下,还是带上时代的属性,都意味着它和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正确认识传统的实质就显得尤为重要。那么,什么是传统?这看起来似乎很轻松的几个字,却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因为传统源远流长,波澜壮阔。倘若从新石器时代彩色陶器上描绘的鱼、鹿纹饰算起,到晚清的绘画,前后却经历了7000年的发展过程,形成了帛画、木筒画、壁画、卷轴画……就卷轴画而言,不但有人物、山水、花鸟之分,而且有工笔、写意、重彩、金碧之别,还包括书法、篆刻等等。况且,它的特殊性还不仅仅是门类和样式,更重要的是还渗透着中国的哲学、伦理学、文学等思想内容和审美观念。中国儒家的艺术功能是“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佛家讲的是“修仁、安众生”,而道家倡导的是“任自然”、“天人合一”。深受儒、道、释影响的中国画家,认识到艺术是主观和客观的过程,所以,1000多年前便提出了“迁想妙得”的主张,确立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创造原则,形成了“气韵生动”的审美标准和“超以象外”、“缘物寄情”独立深邃的理论。此外,还由于中国画家使用极富有弹性的毛笔,具有吸水性的宣纸、绢以及独特性能的墨,它们之间又是那样的相互配合、统一地表达了艺术的秩序,因而又既定出笔墨、气韵等诸多方面的品评标准。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传统博大、幽深,但我们不能一言以蔽之,因为它在留下旷世杰作的同时,也难免裹挟着一些糟粕。换句话说,就是继承传统的实质是什么?这便涉及到怎样明晰地对传统进行归纳与界定的问题。

 

我们不妨从魏晋南北朝为发端,直到晚清作为古代中国画传统为一个方块来界定。应当说,在这个框架下,晋唐宋是中国绘画的发端、成熟时期,无论是它的“成教化、助人伦”的人物画转向侧重于“林泉高致”的山水画,还是“粉饰大化,文明天下”的花鸟画,其创作的观念、技法和形式,都是以造型基础为目的,形神兼备地反映客观对象的真实。展子虔的《游春图》,董其昌视为“世所罕见”的原因,是在于它把江岸边茂密树丛中的人物策马、曳杖、闲眺等作细腻真实的刻画。《捣练图》的作者张萱,他将宫廷妇女捣练、络线、缝制、熨练全过程叙述详尽。擅长宫廷妇女题材的周昉,能通过一个极小的片段,妇女们采花、看花、漫步、戏犬生活场面作了生动的描述。顾闳中又是凭着“目识心记”的硬功夫,把在韩家夜宴观察到的众多人物仔细深入地绘制,可谓纤毫毕现。光照千古的《清明上河图》,用宏伟巨制,忠实地记录了北宋汴京繁荣的全景象。晋唐宋的画家们,他们不仅具备了扎实的描绘客观写实的能力,而且,他们在认识客观世界真实的重要性所投入的卓绝精力,也是绝无仅有。如韩幹以真马为师,荆浩深入太行,范宽隐居太华,赵昌晨露写生,易元吉山林窥猿等。

 

基于以上的举证,无疑想说明晋唐宋的传统实质是强调绘画性,精、工、细、客观真实地描绘,这种传统留给我们是雍容博大、恢宏堂皇、高贵典雅、精致严整的气象。

 

元明清的传统如何呢?应当说,尽管元代只有不到100年的历史,却是中国绘画史上又一座丰碑,它开创了中国水墨写意文人画新天地,不仅明清效仿,至今还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元代的水墨是将物质材料减少到最低程度,运用单纯的水墨来表现主体意识,写意的特征不像唐宋那样注重现实,细腻刻画,而更多的是“不求形似”、“写胸中块垒”、“萧廖不平之气”等。赵孟頫提出画中书法,就是要削弱“绘”字,强调“写”字以及诗文、印章等。故而,屠隆《画笺》中说:“观其曰‘写’而不曰‘写’者,盖欲脱尽画工院气故耳。”王学浩《山南论画》说:“如何士夫画,只一‘写’字尽之。”在这种观点下,笔墨表达对象的方式、方法出现了变化,唐宋法度森严的“刻画”,化为“萧疏”,严格写实的“刻实”,化为“松秀”,这种“萧疏”、“松秀”的笔墨方式,极大地影响了后来者。被倪瓒称为“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的王蒙,在他的《青卞隐居图》中,就是林木幽深,房舍数间,内有高士抱膝而坐,寄托着画家啸傲山林的隐逸思想。明代沈周线条多用中锋粗笔,苍劲沉着,于洒脱简练中表现浑厚而含蓄的意趣。自称“江南第一才子”的唐寅,画上题诗“俯看流泉仰听风,泉声风韵合笙镛”,是深受元文人画影响最具有代表性的画家。在此之后的“清四僧”,他们的作品不仅笔法恣纵,墨韵氤氲,洒脱高华,脱尽恒溪,而且亦诗亦文,抒情议论,长题短句皆能妙趣横生,达文人画之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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