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金马奖颁奖典礼的舞台上，我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能先笑。片刻之后，我说：“感谢金城小子，兄弟们还在那里生活，有他们我心安。”直到现在，金城小子们还不知道这个片子得奖的消息，我刚回到北京，还没有来得及给他们打电话。

我喜欢《金城小子》这个纪录片，觉得入围本身就是一种肯定。同时入围纪录片奖的还有《寻找背海的人》和《青春啦啦队》。一直到26号颁奖典礼，我都以为反映老年人生活的《青春啦啦队》能够得奖，因为它表现了对老年人的人文关照。宣布《金城小子》获得本届金马奖纪录片奖时，我很意外，也很高兴。我旁边的导演姚宏易在知道这个消息的那一刹那呆住了，我赶紧把相机对准他，拍下他当时的表情。金马奖，对于电影圈的他来说是一种至高的荣誉，不像我是玩票的。后来的晚宴上，很多评委跟我们说，看了《金城小子》之后很感动，我们几乎是以全票得奖的。

金城，是东北的一个小镇，以造纸厂为中心，生活着造纸厂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以及附近的农民。在我17岁的时候，离开老家金城去北京读书，然后工作至今。在过去30年里，每逢春节我是回金城的，和几个小时候的朋友吃喝玩乐。他们从来不来北京打扰我的生活，但我对这种情谊经常有依赖的感觉，总觉得我在外面如果挨欺负，他们，只有他们会义无反顾地帮我打架，但是现实的生活是谁也帮不上谁。小时候我也画过他们，成名之后再画，我怕他们太当回事，这样我会难为情。直到2010年6月，我才真的鼓足勇气，回去画他们，借此可以多和他们在一起。阿城为这次创作取了名字，叫“金城小子”。同时，民生现代美术馆要投资拍一部纪录片，于是，创作和纪录片都叫做“金城小子”。

从2010年6月着手准备，到10月进入尾声。离开金城30 年后，我第一次在老家连续待了三四个月。金城有长100公里、宽70公里的漫无边际的芦苇荡，从台湾赶来的侯孝贤导演喜欢这片芦苇荡，他是纪录片《金城小子》的监制，由三三电影公司追随他20年的高徒姚宏易担任导演。侯导和他的团队在7月1日这天和我一起到了金城。他看完景之后，跟姚宏易讨论，他们要拍金城实际的当下，除了我画画的过程、我画的对象之外，还要拍我和金城小子们的生活环境。直到2011年年初，纪录片《金城小子》才有了最终版。这是因为他们要在后面加芦苇荡，芦苇荡底下是水，要到它结冰的时候才能拍。小姚他们就在1月份的时候又到金城补拍。有记者问侯导为什么一定要芦苇荡，他说，金城的存在是因为金城造纸厂，芦苇是造纸的原料，没有芦苇就没有金城。实际上，初到金城时，侯导就想到了台湾的糖厂，他说：“台湾很多糖厂、甘蔗厂是日本人占领台湾时盖的，火车、房子跟金城的结构、规划非常像，只不过火车运出去的是甘蔗。我小时候有时会去抢甘蔗，感觉金城特别熟悉。”我想，侯导新片《聂隐娘》的某些外景，或许也会用到这片芦苇荡。

作曲家林强是侯孝贤导演多年的合作伙伴。为了给纪录片《金城小子》做音乐，他专程从台湾飞到沈阳，赶到金城住店的时候发现钱包不见了，里面有钱和护照。第二天一早，肖老师和另一警察带他奔往沈阳机场。很幸运，钱包找到了，钱没了，护照还在。我总是搞不懂音乐是从哪里来的，音乐太抽象，不知道金城的质感能给林强什么样的音乐。林强在金城的时候芦苇还有点儿绿，他去看了芦苇荡，坐在纸厂的顶上发傻，后来就做了《金城小子》里的音乐，很多人说流露出浓浓的乡愁。

金城造纸厂始建于1939年，20年前曾经是全国第四大的造纸厂，现在面临关闭。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工人阶级永远有力量，制造业理直气壮地占据着各主要街道。不知道从哪天起，金城看不到制造业和工人了，空气中没有了熙熙攘攘、争着洗澡、偷纸下班的工人。走在街上的人看起来都像游客，好像一个军团，作战部队没了，都变成后勤人员了。旭子、成子、力五、肖老师、树军、小豆、韩生子、郭强，他们都曾与造纸厂有关，是我从儿时就有的朋友，我画他们的脸，他们的皮肤，他们各自家族的样子，为我们活过的几十年留点证据。这次回家连续经历了夏、秋、冬三个季节，这是离家30年仅有的一次。这一次我留下了与金城真正有关的证据：描画了我的兄弟姐妹，他们生在这儿，长在这儿，不曾离开。他们使我心安，使我不是一个完全没有故乡的城里人。这一次也与老爹老妈共度了无数个慵懒的傍晚，看到了老之将至的我以后的样子。

我在金城的几个月里，侯孝贤导演一共去了金城五六次，到那儿就住我哥家，在哥哥的饭馆吃东北菜，喝他们带来的金门高粱酒。他的团队则一直都在，除了睡觉的时间，他们一直都在拍。他们的敬业让金城小子们知道了这个世界还有另一种文明，金城野小子们的天性也让侯导他们喜欢另一种温暖。大家都觉得侯孝贤的团队太好了，就像不存在一样，他们永远躲在人后拍，不影响被拍摄者的生活。他们可以随便到饭馆里买一小瓶二锅头，就在饭馆和人喝上了 ，不像大导演。有一次侯孝贤来金城，看到旭子总拿着我的相机随时拍照，就说应该给他个相机，他将是最牛逼的蓝领摄影师。后来我把喻红(微博)(按：画家、刘小东的太太)用的相机给旭子，让他乱拍。我只对他说，照相机就是你的眼皮，只要眨着就是好的。20年后他也许能拍出金城的生老病死。

画开KTV的郭强，就是在他开了很多年的KTV里。在小地方经营霓虹灯闪烁的场所需要面对闲言碎语的勇气。在霓虹灯下画画真是好奇怪，也不知白天看会是什么色彩，但是画得爽极了，几乎一个半小时就吐完这口气，中间还激情唱了两首，真是解闷儿。我画画的时候，侯导他们在唱歌，多可爱的场面。在这之后，有天晚上，我和侯孝贤、朱天文他们在铁北农家(旭子舅舅家)炕上聊天，想为纪录片《金城小子》找点话题，谈到在KTV里画画时我的兴奋，兄弟姐妹大唱大跳，我大汗淋漓专注调色画画，真是荒谬啊。画画太土了，土得荒谬而神奇。

2010年8月16日，凌晨1点多，姚宏易得了女儿，比预产期提前了半个月。他在金城拍金城小子们，他太太一个人在台北去医院生孩子，真行。我也曾画过姚宏易的太太，佩怡。这天晚上，我们为小姚喝大酒。那段时间真是难忘，来自台湾的摄制团队和金城小子们一起生活，工作以外，大家一起踢球、跳远、跑接力、打台球、唱歌，一帮人晚上9点坐在我屋里，喝啤酒看“非诚勿扰”——江苏卫视的现场征婚节目，太逗人了，一帮已婚未婚的大男人挤在一起看征婚。一起工作，一起喝酒是人生大乐趣，也是集体生活的超级魅力。

2010年11月17日，我的个展“金城小子”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行。在这个展览上，第一次看到纪录片《金城小子》，我很喜欢，很动人。我事先没问过拍摄制作的进展，他们有他们的创作思路，我相信他们。听说拍完剪接时，侯孝贤导演提议有的地方要剪掉，但小姚不肯，他已经把金城小子们当作自己的朋友了。看来，是否在现场，对镜头的取舍有时并不一样。

看过这个片子之后，作为被拍摄者，我没脸红没感到别扭，因为拍得很自然，确实是件很舒服的事。纪录片《金城小子》的团队一直在关注被拍摄对象的生活细节，所感所悟立刻反映。他们很会找角度，摆放摄影机时一定避开活动的必经之路，让人走动时完全感觉不到摄影机的存在。对于我们这些“群众演员”而言，摄影机——哪怕是照相机——对准谁都会不自然。要捕捉自然而原生态的生活，一定要让被拍摄者感觉不到摄影机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人谦逊，很会与人合作，我东北的家乡人很喜欢他们，愿意把生活打开给他们看和拍。我非常享受拍摄过程中与台湾摄制团队的相处，每一分钟大家都充满了激情，也饱含着情谊。

以前我也与王小帅、贾樟柯等导演有过合作(按：刘小东1992年参与主演王小帅《冬春的日子》，被英国BBC评为世纪电影百年百部经典影片之一；1993年出任张元《北京杂种》的美术指导；2006 年与贾樟柯合作策划《东》和《三峡好人》，分获欧洲艺术协会及意大利纪录片协会大奖、第63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电影对广大观众的影响力要比美术广。艺术家从事的工作，本身是向公众传达对于社会的一种思考。电影是受更多人接受和喜爱的形式，能够更好地传播艺术家的想法，对艺术家也是锻炼机会，所以我愿意参与其中。

对于电影奖项，我本身没有太多期待，能够得奖，我想是因为这些导演都很优秀，他们对生活有细致的观察，从各自的角度关注、关怀社会。艺术家会关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与问题，相对于庞大的电影工业来说，在表达社会关怀时，艺术家会显得敏锐而迅速，很容易抓住一些题材，并且挖掘得比较到位。有人问我艺术家与导演们合作能得奖的原因，我想大概就是这些吧。观看和被观看的这段时间就是艺术。我画画观看被画的人和物，同时摄影机在观察我和其他。于是，这段被记载的时间就是艺术。

【编辑：陈耀杰】